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轉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信義在君子間通行，刑罰卻是對付小人的。被判處死刑的人，是罪大惡極，這種人又是小人中最壞的。寧愿為堅持道義而死，不茍且僥幸活著，把死看得很平常，這種人又是君子中最難得的。

　　在唐太宗貞觀六年，查取被判處死刑的犯人三百多人，釋放他們回家，與他們約定按期自動回牢受死。這是拿君子都難得做到的事，去期待小人中最壞的人一定做到。那些犯人到斯果然都自動回牢來，沒有一個超過期限的。這真是君子難得做到的事，小人卻容易做到。這難道近人常情嗎？

　　有人說：“罪大惡極，的確是小人了。等到施用恩德去對付他們，就可以使他們變為君子。恩德深入人心，迅速改變人的品行，才有象這樣的事出現。”我說：“唐太宗之所以做這事，正是為了求得恩德深入人心的好名聲。怎知放他們回去，不是估計到他們一定會回牢來希望皇帝免他們的死罪，所以才放他們的呢？又怎知他們被釋放回家，不是估計到他們自動回牢來一定能得到皇帝的赦免，所以再回來的呢？如果是估計到他們一定會回來才釋放他們回家，那就是皇帝騙取民心。如果是估計到皇帝一會免他們的死罪才自動回來，那就是犯人騙取皇帝的信任。我從這件事中，只看到皇帝和犯人互相欺騙來成全各人的好名聲，哪里有什么皇帝施給犯人恩德與犯人懂得信義的事情呢？如果不是這樣，太宗在天下施行恩德，到這次釋放犯人的時候已經六年了，不能使小人不去犯極大的罪惡；而一天的恩德，卻能使犯人不怕死；懂信用，講義氣，這又是講不通的道理。”

　　“那么，怎樣做才可行呢？”我說：“放了又回來的，照樣殺頭不予免罪，再放他們回去，他們又回來，這才可以知道是皇帝的恩德使得他們這樣做的。但是，這是一定不會有的事。放他們回去，又讓他們回來，再免他們的死罪，只可偶爾做做，如果經常這樣做，那么殺人的都可以不死，這可以成為國家的常法嗎？不能成為常法的，能稱得上是圣人的法典嗎？所以堯、舜、夏禹、商湯、周文周武治理天下，一定以合乎人情為根本出發點，不標新立異來自稱高明，不違背人情去求得好聽的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