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征行方頭山詩 采菊詩 詠史詩二首 擬古詩
從征行方頭山詩
峩峩太行。凌虛抗勢。天嶺交氣。窈然無際。澄流入神。玄谷應契。四象悟心。幽人來憇
采菊詩
息足回阿。圓坐長林。披榛即澗。藉草依陰。
詠史詩二首
一
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為訥。汲黯社稷器。棟梁表天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梼杌。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二
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為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余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擬古詩
高館百余仞。迢遞虛中亭。文幌曜瓊扇。碧疏映綺欞。
袁宏在這里比較了儒道兩家的基本政治原則，在肯定兩家各自的社會作用的前題下，因其一則為“居極”之術，一則為“運通”之方，從而明其有 “本”、“用”之別。這也是對上引王弼《老子》“三十八章注”中所述思想的一種發揮。袁宏的論述，在與他同時代名士的論著中也可看到類似的說法，如《晉書》“李充傳”載，李氏“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于是“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而著《學箴》，以期“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他說：
“《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后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眾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塞爭欲之門。……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于圣人而遺累乎陳跡也。故化之以絕圣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圣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涂殊，而為教一也。”[37]
此外，如葛洪，從道教的立場出發也強調所謂：“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未也”[38]等等。由此可見，以道家為本，融合儒道可說是東晉時期一股重要的社會思潮。
兩晉之際，一部分名士借適自然之性而遺落世事，放誕不羈，縱情越禮;一部分名士則又借崇禮教之名，“存名以為己”，“托名以勝物”。袁宏的“道本儒用”論，不能說與這一社會現實無關。他是既反對崇尚虛浮，蔑棄禮法的任自然末流，也反對“假(借)仁義以濟欲，或禮賢以自重”[39]的崇名教末流。他的意見是：“仁義不可不明”，而同時“生理不可不全”，因而希望在理論上重新講清楚自然與名教的統一關系，進一步發揚王弼、郭象的正統玄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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