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仁壽年間，由尚書左丞李綱舉薦，任安養縣(今湖北襄樊)尉。尚書左仆射楊素見其年少，問他：“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顏師古回答：“割雞焉用牛刀。”楊素驚其夸口。后來果然以政績突出聞名。后因坐事免職居長安，十年不得官，家貧，以教授為業。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入關，顏師古從父至同州朝邑長春宮謁見，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職。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王朝，拜顏師古為敦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掌機密，專典皇帝詔敕。軍國政務等重大詔令皆出于顏師古之手，其文才當時未有敢于與其相比者。顏師古勤于政事，又擅長文辭，其所擬制誥冊奏之工整美好，名冠當時。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顏師古被擢為中書侍郎，封瑯琊縣男。后因坐事兩次被貶。顏師古聰敏好學，精于訓詁。
太宗當朝，為了適應大一統政治的需要，也為了國子監經學教育之亟需，重視對傳統文化典籍的整理，因古籍久遠，且輾轉傳抄，文多訛誤，貞觀四年(630)，著手進行五經版本的統一和整理，"以經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舊唐書·儒學傳》序)，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五經文字從來未曾校定過，師法、家法各異，今文、古文不同。東漢末的蔡邕曾"以經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謬"，奏請"正定六經文字"，但在亂世中除留下熹平殘碑外，不可能做到"正定文字"。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更使經學呈各種變異形態。官學體制繁雜，時開時停，各有師承，因襲舊說，在流傳過程中以訛傳訛，形成了各有所本、各有所師的復雜情況。當時，顏師古正坐事免官，閑居在家之際，奉唐太宗之命，潛心于五經的考定。師古利用"秘書省"珍藏的大量經籍圖書，以晉、南朝宋以來古今本為依據，悉心加以校正。這實際上是對漢魏兩晉南北朝及隋朝以來，五經版本與文字的一次大清理。歷時兩年多，選校了《周易》、《尚書》(今文、偽古文混合本)、《毛詩》、《禮記》、《左傳》等五種為"五經定本"，并呈獻給唐太宗。太宗十分重視，特地請諸儒評議，當時諸儒因受傳習的束縛，爭相非議。顏師古乃廣引晉、宋以來典籍，一一加以解答，援據詳明，皆出于諸儒意外，自此莫不嘆服。唐太宗知道以后，"稱善者久之"。(《冊府元龜》卷六0一)。
貞觀七年(633)，"頒其所定書【指《五經定本》】于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政要》卷七)。稍后孔穎達等奉敕編撰《五經正義》，也是以"五經定本"作為其底本的。這樣，顏校的"五經定本"以封建王朝法定的經典形式，頒行全國，作為中央官學至地方州縣各級學校的標準教科書，成為朝廷取士的圭臬，直至宋代數百年間，士人謹守，無有異議。這是空前的盛舉，對于學習者來說，克服了求經無所適從的苦惱。
唐貞觀七年(公元633年)，顏師古被任命為秘書少監，專管校定古書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難字，他都能一一辨析，并說明其本源。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顏師古奉詔與博士撰寫成《五禮》，進爵為子。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注《漢書》。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書成，進秘書監，以文學入選崇賢、弘文兩館學士。《漢書注》是顏師古晚年力作，在審定音讀、詮釋字義方面用功最多，成績最大，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當時即有“杜征南(杜預)、顏秘書(顏師古)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之稱譽。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顏師古隨從太宗征遼東，途中病故，終年65歲，謚曰“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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