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隱居在山明水秀的諸暨楓橋鎮北九里山的水南村。村上共有三戶人家，一年到頭辛苦過活。一條溪水像帶似的流過，挺秀的山巒聳立在屋后，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蔥蘢。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麗，環境清幽，正如他詩篇中所說：“青山隱隱帶江流，江上軒窗面面幽。”他在此地“種豆三畝，粟倍之，梅千樹，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余頭”（《芝園后集》卷十）。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這么一個充滿著詩情畫意的山村中度過的。樸實的生活與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熱愛生活、熱愛勞動人民的性格，賦予他的詩畫創作以濃厚的生活氣息。
王冕的祖代，原住在關西的王景（函谷關以西）。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遠軍節度使的官。王德元有兩個兒子，一是王琪，曾任閬州觀察使；一是王琳，做過統制官。從王琳開始遷居諸暨，傳到王冕已經八代了。
王冕的遠祖，無疑是官僚家庭，但傳到王冕的父親已成為一個一貧如洗的農民。徐顯的《稗史集傳》載：“父力農，冕為田家子。”在王冕的《竹齋詩集》中說：“九里先生兩鬢皤，今年貧勝去年多。敝衣無絮愁風勁，破屋牽蘿奈雨何。數畝豆苗當夏死，一畦蘆穄入秋瘥。相知相見無他語，笑看生前白鳥過。”（《九里山中》）“白日力作夜讀書，鄰家鄙我迂而愚。破甑無粟妻子悶，更采黃精作朝頓。”（《過山家》）“江南古客無寸田，半尺破硯輸租錢。好山好水難夤緣，荃房日薄蒙荒煙。”（《有感》）
從這些詩句來看，他是親身參加各種勞動的，讀書作畫不過是他的一些農余活動，而且是為了生活，以賣畫易米糊口和納租付稅，他寫詩作畫自然與一般士大夫吟風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由于他“耕無寸田，牧無風芻”，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無棉絮過冬，草屋破漏無力修補，莊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無糧，妻子忍饑挨餓，不得已只好采野菜充饑。在此情況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參加體力勞動，蓬頭赤腳，下田耕種，栽植竹、茶、桑、麻及雜糧等來維持生活。對這種貧苦生活的描述，在有關的著錄中到處可以找到。例如在《竹齋詩集》中還有“我窮衣袖露兩肘，回視囊中無一有”的描寫。在《鐵網珊瑚》里有“今年老異于上年，須發皆白，腳病行不得，不會奔趨，不能諂佞，不會詭詐，不能干祿仕，終日忍饑過”的記載。盡管有此慘苦遭遇，但他寧愿耕作賣畫度日，不愿奔走豪門乞食，充分表現了一個藝術家的堅貞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一說生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歲。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持此說。吳譜還載王冕生日為七月廿二日。一說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卒于明永樂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歲。
這兩說之謬誤在于將王冕的兒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這是近人姜克涵發現的，他的這一見解發表在《學術論壇》1957年第2期。試看呂升寫的王周行狀：“山樵生于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于永樂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壽七十三。”
姜氏說：“這便是上引的關于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歲的根據，而且吳譜還是采用這段文字所載的月日。至于其改變年代的緣故，是因為卒于永樂年間與一般記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為明軍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后上推七十三年，便斷定生于至元二十四年。”更有甚者，“這種沒有根據的說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輾轉引用，甚至還有人據此而以1935年為王冕的誕生六百周年紀念大寫紀念論文”。
姜氏認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應當是：“生于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于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歲，大致是不差的。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歲生子。”這是姜的結論。
從王冕的《自感》詩中“此志竟蕭條，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魚”等語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對的。
《中外歷史大事年表》記載：自從至元元年（1335）罷科舉以來，一直到至元六年復行開科取士。王冕《結交行送武之文》一詩里有“明年平原芳草綠，試弓好射銜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復科舉制。平原芳草綠指春天，試弓好射銜花鹿，正是指考進士。至元六年。考試結果，王冕不中，即焚所為文，表示永絕佳途。“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試失意后之作。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歲。從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說相符合。
相傳，他的父母，單生王冕一人，愛他如掌上明珠，他周歲就會說話，三歲能對答自如，到五六歲，認識能力要比一般兒童高，八歲開始入學，成績優良，宗族大為驚奇，視為神童，賓客也稱贊他為“千里馬”。
王冕小的時候，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強。有一天，他的父親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聽村童讀書，傍晚回來時，發現牛不見了，被他父親狠狠地打了一頓。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罷，過了幾天，他又到廟里坐在菩薩的膝上，借長明燈讀書認字。《儒林外史》一開始描寫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據這件事寫的。不過查考有關他的傳記資料，王冕并不曾替別家放牛，也并不是幼年喪父。吳敬梓把王冕寫成幼年喪父，從十歲上雇給人家放牛，經過這樣的加工，使王冕作為一個農民藝術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鮮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傳至今，仍然膾炙人口。
據《儒林外史》所說，王冕的學問藝術好像都沒有師承，是個自學成才的人。其實王冕的老師有據可證的有兩位：一是王艮，一是韓性。王良諸暨縣人，字止善，尚氣節，讀書務明理，學以致用。“止齋”是王艮歸林后所筑“止止齋”的簡稱。王冕詩集中僅兩題稱人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齋王先生》。其中用 “夫何能見紫芝眉”、“回首春風說向誰”等句，上句是用漢惠帝為太子時師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從學于王艮。
還有位老師是安陽韓性。全祖望的《參軍王先生冕傳》云：“王冕……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為通儒。性卒，門人視先生如視性。”（《宋元學案》卷六十四）。《明史》王冕傳也有類似記載。包賚在1935年12月《大公報》所刊《王冕事跡考證》一文中對此提出過懷疑。他說：“王冕是不是韓性的學生呢？如果真是韓性的學生，而且在韓性死后，同學視他如視性，這當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因此我覺得這事還須存疑。”其實，韓性是王冕的老師是可以相信的。《竹齋詩集》雖無記述韓性的詩文，但舊抄本后附有韓性的《竹齋記》。另外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二十一也記載了韓性為王冕作的《竹齋記》，其中說道：“暨陽王元章以竹名齋，求記于余。余家抵暨陽不百里而未嘗一至其處，不知所以記……”王冕于是取出自己畫的一張蔭蔽著數間毛竹的茅屋的圖給韓性看，還指著畫說：“是所謂竹齋而求子之記者也，可記以不？”子，為古代對男子的尊稱，也可以特稱老師。從《明史》列傳、全祖望文及《竹齋記》，可以確定韓性也是王冕的老師。
青年時期的王冕，不信神鬼。明朝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二載有這樣一個小故事：王冕家與一神廟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當柴燒。然隔壁一鄰居卻敬神惟謹，遇到王冕毀掉神像，他馬上就刻木修補，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頭倒也平安無事，那戶補像的人家呢，反而禍不單行。一日，補像者召巫降神，并且責問說：“王冕屢次毀神，為何神不歸罪于他，而我每次補神，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個巫人十分尷尬，一時無話可答，乃發怒說：“你不設像，他怎么能夠燒它？”從此這個人就不再補像了，廟也逐漸廢毀，后來傳為笑話。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樣悠閑恬靜，倒是個一度熱衷于功名事業的人。他曾專心研究孫吳兵法，學習擊劍，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呂尚、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但元蒙貴族統治歧視漢族知識分子的殘酷現實教育了他，他的這一幻想很快就破滅了。他參加過進士考試，沒有考中。回來后，滿懷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燒毀掉，表示永絕仕途的決心。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說的：“長大懷剛腸，明學循良圖。石畫決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義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還淳洗囂虛。聲詩勒金石，以顯父母譽。此志竟蕭條，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魚。歸耕無寸田，歸牧無尺芻。羈逆泛萍梗，望云空嘆吁。”
后來，他積了些錢，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游，幾天的泛舟西湖和憑吊古跡，使他飽覽了春日杭州的風光。
有一天，他看見了回回人，牽著花驢兒，在杭州到處招搖撞騙，說什么花驢兒能解人意，且懂回族語言。當時江南洪澇成災，人民忍饑挨餓，而花驢兒倒是啖粟如故，貪官污吏，擲金爭睹。王冕見此怪事，氣得“歸來十日不食飯，扼腕攢眉淚如雨”。這是他對元朝統治確立色目人的優越地位的強烈抗議。
在杭州游歷時，他憑吊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當時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加發掘南來諸帝后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墓中別無他物，僅得到一條白玉簪。王冕對此事深有感觸，因而寫出“生前不系黃金帶，身后空余白玉簪”（《閑居錄》）的詩句。
王冕還曾出游南京、九江口及七里瀧等地，遍歷瀟湘、洞庭、太湖、廬山、天都、太行、潛岳、門云等地。有一次，大雪天赤著腳走到潛岳峰上，四面一望，大叫說：“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欲做仙人飛去！”（《芝園后集》卷十）他簡直把自己整個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他曾說：“我昔曾穿謝公屐，散策曾尋謝公跡。”“我為愛竹足不閑，十年走遍江南山。”由此可見他游興之大和足跡之廣遠了。游歷中，“遇奇才俠客，談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玉壺冰》）。從交游中，結識了許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臺長老、云屋僧、山陰道士、噩長老、恢長老、欽上人等等，和他們談禪說法，并曾用“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時，法法何曾法”的偈語，來闡述畫理。
王冕曾一度北游。據《儒林外史》說，他二十歲時北游，原因是為危素向他求畫，他不肯應酬，因此危素生了氣。但就他的詩和在燕京的事跡加以推究，他的北游似不在二十歲時，北游的原因也不是為危素，而有其他重大意義。根據張辰《王冕傳》記載：王冕“至正戊子南歸”。這次壯游，開始于戊子前一年元順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王冕三十九歲，他從杭州古塘乘運河船北上，過嘉興、松江、鎮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鎮江，渡江到揚州，經徐州、兗州、濟州直到大都（北京），并曾往來于居庸關、古北口之間，觀察邊塞諸險要，又出長城直至開平。有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遠，頓覺心曠神怡，但他想起美好河山卻在元朝的統治下，不由義憤填膺，痛斥引狼入室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其《南城懷古》之一寫道：“日上高樓望大荒，西山東海氣茫茫。契丹蹤跡埋荒草，女直煙花隔短墻。禮樂可知新制度，山河誰問舊封疆？書生慷慨何多恨，恨殺當年石敬瑭。”
這次數千里壯游，擴大了眼界，開拓了胸襟，他的詩畫更是不同凡俗，他的愛國思想也更加強烈。
在北京時，元朝大官僚蒙古泰不花很愛王冕的畫，常差遣幾個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吆，鬧得王冕不得安寧。后來不得已進了泰不花的館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為謀士，卻被他嚴辭拒絕。他笑著說：“尚書先生不要見怪，你太不聰明，再過幾年，此地就成為孤兔出沒的場所了！何必做官呢？”（《明史·文苑傳》、《曝書亭集》卷六十四）
這時候，他的畫譽越來越大，地主官僚都爭趨館下，求他畫梅花竹石，一時縑素山積，他潑墨揮毫，千花萬蕊，俄頃即成。（徐顯《稗史集傳》）
翰林學士危素，王冕不認識他。危素住在鐘樓街，王冕倒也知道。有一天，危素騎馬經過王冕處，王冕行了一個禮請他坐下，但未詢姓名，忽然問：“住在鐘樓街的是你嗎？”危素說：“正是。”王冕就不與他搭話了。危素走了以后，有人問他此人是誰，他笑著說：“此人必是危太仆，我曾讀過他的文章，看去有詭氣，現在看他舉止，果然如此！”（朱彝尊《王冕傳》）
后來危素降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貶謫和州，幽恨而死。傳說，有一次，朱元璋在東間側室，危素在簾外走過，履聲咯咯，太祖問：“是誰？”他回答說：“老臣危素。”太祖不悅道：“我還以為是文天祥呢！還是你啊！”于是，次日傳旨，令危素赴余闕廟燒香，故意羞辱他。由此看來，王冕倒是有先見之明呢。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故意把危素改為王冕同鄉人，寫危素回到故鄉來，縣官和鄉紳們如何巴結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見而不可得。拿危素來陪襯王冕，一方面顯出王冕人格高潔，另方面表示作者對那些卑躬屈節的人物的鄙視。
在北方，王冕看到了那些耀武揚威的統治者后，內心怒火更不可抑制，遂賦詩傾泄郁懷：“喚鷹羌郎聲似雷，騎馬小兒眼如電。總是無知癡呆相，也逞虛威拈弓箭。老儒有識何以為？空指云山論文獻。君不聞，一從趙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襪線。”（《有感》）
他從塞北回大都后，他的愛民族愛祖國的思想感情，更鮮明地流露出來，有一天，他畫了一幅梅花，貼在墻壁上，并題詩說：“冰花個個團如玉，羌笛吹它不下來。”（《列朝詩集小傳》）表示自己不愿給外族統治者作畫，對權貴予以無情的諷刺，使見者縮首咋舌，不敢與語，因而觸痛了統治者的瘡疤，他們想逮捕他。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無聲詩史》、張辰《王冕傳》）。
南歸的途中，又遇黃河決堤，沿河州縣，田園房舍淹沒。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涼。王冕見此光景，自然內心苦楚，就對他的朋友張辰說：“黃河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我也只好南歸，以遂吾志。”（朱彝尊《王冕傳》、《諸暨縣志》）
這時他聽到他的杭州朋友盧生死在灤陽（河北遷安縣西北），留有二個幼女一個男孩，無人撫養，他就到灤陽，安葬了盧生，帶了二女一男回來，留養在家。宋濂的《王冕傳》說有家僮使養，實際上就是這幾個人。
路過淮河地方時，又發表了自己的感想，認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懷是和殘酷的現實相違背的。他在《南歸》一詩中寫道：“去歲離南去，今年自北歸。過淮渾酒賤，出水白魚肥。磊落同誰語，孤高與世違。最憐譙國子，潦倒說兵機。”
這次游歷，使他更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勢利。他知道功名已成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轍，學南陽諸葛亮的耕隱生活，隱居于九里山的水南村，自號“老龍”，把草堂取名“耕讀軒”。白天參加體力勞動，種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畫，過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饑不飽的生活。
王冕做山農以后，生活日益窘迫，鄉里人蔑視他，使他心境悲戚不堪，更使他不忍心的，是不能供養父母。他在《自感》一詩中說：“世俗鄙我微，故舊嗤我愚。賴有父母慈，倚門復倚閭。我心苦凄戚，我情痛郁紆。山林競蛇虺，道路喧豺貙。荒林落日陰，羞見反哺烏。烏鴉有如此，吾生當何如？”
不幸他父親在貧病交迫下逝世了，他悲痛之余，仍過其“酸辛甘自愛，襤褸愧妻兒”的生活。他送母親到紹興城里療養，他的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薦他為府吏，王冕道：“我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豈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喚嗎？”（《諸暨縣志》）再一次拒絕了為統治階級服務。他養成了詼諧風趣放誕的性格。他母親想歸故鄉，他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了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買一乘牛車，載了母親，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掛著木劍，唱著山歌，從村上走過，使得一群孩子跟著他笑，他也不在乎地向他們笑（宋濂《王冕傳》）。
他的老師、同鄉王艮，對他的品行很推崇。王艮曾親自登門拜訪過他的母親，后來王艮做了江浙檢校。王冕曾經身穿襤褸衣服，腳踏破鞋，去拜望王艮，王艮見到這副樣子，馬上替他洗塵，贈他鞋子，勸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下鞋子離去（朱彝尊《王冕傳》）。
不幾年，他的母親也逝世了，他悲痛萬分過了三年的守孝生活。
宋濂云：“冕既歸越，復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余頭。結草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
寥寥數語，可見王冕平日的言論與當時人們對他的態度了。在王冕的詩中，時常批評元朝政治的不良，北游歸來后又公開宣傳天下將亂，在朝廷看來一定會認為他是妖言惑眾的人，是不容他存在的。所以他歸家后要隱居九里山，顯然與這類話有關系。
“去城懸九里，夾地出雙溪。長年無客到，終日有猿啼。烏鳶雖見忌，麋鹿自相親。”從這幾句詩也可看出，他是因世人見忌而避入山中的。
至正十九年（1359）東南騷動。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國珍，派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竄，王冕不為動，時病臥床上，他說：“我是王元章。”士兵即將他載至天章寺胡大海處，胡大海請王冕上坐，請他指教策略，王冕說：“大將軍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如果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誰人能心服？我紹興乃秉義之地，要我教你們殺我父兄子弟，則萬萬做不到。你能聽我，希立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請立即殺我。”胡大海被他講得無話可說，只得再拜領受，叫王冕不要講話就行了。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過幾天就逝世，胡大海備喪禮殮葬于山陰蘭亭之側，墓碑題“王先生之墓”五字（張辰《王冕傳》）。
關于王冕晚年有否做過朱元璋的咨議參軍，并為明軍謀劃攻取紹興的事，寫過王冕傳記的張辰、宋濂、朱彝尊、徐顯、全祖望等以及現當代學者，歷來說法不一。宋濂《王冕傳》：“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議參軍。一夕，以病死。”（《明史·文苑傳》）參與編修《明史》的朱彝尊所撰《王冕傳》就否定此說，說：“自宋文憲（即宋濂）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與王冕同時的同鄉好友張辰的《王冕傳》，對王冕的事跡記載最具體，對“參軍”卻未著一字。近人包賚《王冕事跡考證》則認為：“（明將）胡大海在至正十九年正月攻諸暨時曾見過王冕。當時即將此事報告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授他咨議參軍。不幸中央的公文還未到達諸暨，王冕已經死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宋濂稱他為參軍。”這也多半是猜測之辭。比較起來，自當以張辰的《王冕傳》為最可信。所以《諸暨縣志》卷二十七說：“張辰與王冕同時同鄉且朋友，當然較宋、朱所見所聞者為確，自當以張辰傳為憑。冕為明師載去，自九里山至山陰天童寺數日即歿。不但未嘗一日參軍事，并未嘗一見明太祖，更何暇為其畫策取紹興！冕所居為諸暨之九里，非山陰之九里，明師即住山下，至今所駐兵處，猶有營盤痕跡可辨。見《山水志》，其地逾山即山陰，去蘭亭甚遠，當時為明師載去自九里至天童寺，數日即卒，確未到山陰城外，更何暇遠至婺州？竹咤（朱彝尊字）知宋傳之誤，作傳以上史館。”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出：“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說的正是事實。
王冕的祖代，原住在關西的王景（函谷關以西）。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遠軍節度使的官。王德元有兩個兒子，一是王琪，曾任閬州觀察使；一是王琳，做過統制官。從王琳開始遷居諸暨，傳到王冕已經八代了。
王冕的遠祖，無疑是官僚家庭，但傳到王冕的父親已成為一個一貧如洗的農民。徐顯的《稗史集傳》載：“父力農，冕為田家子。”在王冕的《竹齋詩集》中說：“九里先生兩鬢皤，今年貧勝去年多。敝衣無絮愁風勁，破屋牽蘿奈雨何。數畝豆苗當夏死，一畦蘆穄入秋瘥。相知相見無他語，笑看生前白鳥過。”（《九里山中》）“白日力作夜讀書，鄰家鄙我迂而愚。破甑無粟妻子悶，更采黃精作朝頓。”（《過山家》）“江南古客無寸田，半尺破硯輸租錢。好山好水難夤緣，荃房日薄蒙荒煙。”（《有感》）
從這些詩句來看，他是親身參加各種勞動的，讀書作畫不過是他的一些農余活動，而且是為了生活，以賣畫易米糊口和納租付稅，他寫詩作畫自然與一般士大夫吟風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由于他“耕無寸田，牧無風芻”，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無棉絮過冬，草屋破漏無力修補，莊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無糧，妻子忍饑挨餓，不得已只好采野菜充饑。在此情況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參加體力勞動，蓬頭赤腳，下田耕種，栽植竹、茶、桑、麻及雜糧等來維持生活。對這種貧苦生活的描述，在有關的著錄中到處可以找到。例如在《竹齋詩集》中還有“我窮衣袖露兩肘，回視囊中無一有”的描寫。在《鐵網珊瑚》里有“今年老異于上年，須發皆白，腳病行不得，不會奔趨，不能諂佞，不會詭詐，不能干祿仕，終日忍饑過”的記載。盡管有此慘苦遭遇，但他寧愿耕作賣畫度日，不愿奔走豪門乞食，充分表現了一個藝術家的堅貞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一說生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歲。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持此說。吳譜還載王冕生日為七月廿二日。一說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卒于明永樂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歲。
這兩說之謬誤在于將王冕的兒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這是近人姜克涵發現的，他的這一見解發表在《學術論壇》1957年第2期。試看呂升寫的王周行狀：“山樵生于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于永樂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壽七十三。”
姜氏說：“這便是上引的關于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歲的根據，而且吳譜還是采用這段文字所載的月日。至于其改變年代的緣故，是因為卒于永樂年間與一般記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為明軍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后上推七十三年，便斷定生于至元二十四年。”更有甚者，“這種沒有根據的說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輾轉引用，甚至還有人據此而以1935年為王冕的誕生六百周年紀念大寫紀念論文”。
姜氏認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應當是：“生于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于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歲，大致是不差的。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歲生子。”這是姜的結論。
從王冕的《自感》詩中“此志竟蕭條，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魚”等語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對的。
《中外歷史大事年表》記載：自從至元元年（1335）罷科舉以來，一直到至元六年復行開科取士。王冕《結交行送武之文》一詩里有“明年平原芳草綠，試弓好射銜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復科舉制。平原芳草綠指春天，試弓好射銜花鹿，正是指考進士。至元六年。考試結果，王冕不中，即焚所為文，表示永絕佳途。“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試失意后之作。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歲。從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說相符合。
相傳，他的父母，單生王冕一人，愛他如掌上明珠，他周歲就會說話，三歲能對答自如，到五六歲，認識能力要比一般兒童高，八歲開始入學，成績優良，宗族大為驚奇，視為神童，賓客也稱贊他為“千里馬”。
王冕小的時候，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強。有一天，他的父親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聽村童讀書，傍晚回來時，發現牛不見了，被他父親狠狠地打了一頓。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罷，過了幾天，他又到廟里坐在菩薩的膝上，借長明燈讀書認字。《儒林外史》一開始描寫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據這件事寫的。不過查考有關他的傳記資料，王冕并不曾替別家放牛，也并不是幼年喪父。吳敬梓把王冕寫成幼年喪父，從十歲上雇給人家放牛，經過這樣的加工，使王冕作為一個農民藝術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鮮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傳至今，仍然膾炙人口。
據《儒林外史》所說，王冕的學問藝術好像都沒有師承，是個自學成才的人。其實王冕的老師有據可證的有兩位：一是王艮，一是韓性。王良諸暨縣人，字止善，尚氣節，讀書務明理，學以致用。“止齋”是王艮歸林后所筑“止止齋”的簡稱。王冕詩集中僅兩題稱人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齋王先生》。其中用 “夫何能見紫芝眉”、“回首春風說向誰”等句，上句是用漢惠帝為太子時師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從學于王艮。
還有位老師是安陽韓性。全祖望的《參軍王先生冕傳》云：“王冕……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為通儒。性卒，門人視先生如視性。”（《宋元學案》卷六十四）。《明史》王冕傳也有類似記載。包賚在1935年12月《大公報》所刊《王冕事跡考證》一文中對此提出過懷疑。他說：“王冕是不是韓性的學生呢？如果真是韓性的學生，而且在韓性死后，同學視他如視性，這當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因此我覺得這事還須存疑。”其實，韓性是王冕的老師是可以相信的。《竹齋詩集》雖無記述韓性的詩文，但舊抄本后附有韓性的《竹齋記》。另外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二十一也記載了韓性為王冕作的《竹齋記》，其中說道：“暨陽王元章以竹名齋，求記于余。余家抵暨陽不百里而未嘗一至其處，不知所以記……”王冕于是取出自己畫的一張蔭蔽著數間毛竹的茅屋的圖給韓性看，還指著畫說：“是所謂竹齋而求子之記者也，可記以不？”子，為古代對男子的尊稱，也可以特稱老師。從《明史》列傳、全祖望文及《竹齋記》，可以確定韓性也是王冕的老師。
青年時期的王冕，不信神鬼。明朝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二載有這樣一個小故事：王冕家與一神廟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當柴燒。然隔壁一鄰居卻敬神惟謹，遇到王冕毀掉神像，他馬上就刻木修補，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頭倒也平安無事，那戶補像的人家呢，反而禍不單行。一日，補像者召巫降神，并且責問說：“王冕屢次毀神，為何神不歸罪于他，而我每次補神，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個巫人十分尷尬，一時無話可答，乃發怒說：“你不設像，他怎么能夠燒它？”從此這個人就不再補像了，廟也逐漸廢毀，后來傳為笑話。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樣悠閑恬靜，倒是個一度熱衷于功名事業的人。他曾專心研究孫吳兵法，學習擊劍，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呂尚、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但元蒙貴族統治歧視漢族知識分子的殘酷現實教育了他，他的這一幻想很快就破滅了。他參加過進士考試，沒有考中。回來后，滿懷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燒毀掉，表示永絕仕途的決心。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說的：“長大懷剛腸，明學循良圖。石畫決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義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還淳洗囂虛。聲詩勒金石，以顯父母譽。此志竟蕭條，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魚。歸耕無寸田，歸牧無尺芻。羈逆泛萍梗，望云空嘆吁。”
后來，他積了些錢，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游，幾天的泛舟西湖和憑吊古跡，使他飽覽了春日杭州的風光。
有一天，他看見了回回人，牽著花驢兒，在杭州到處招搖撞騙，說什么花驢兒能解人意，且懂回族語言。當時江南洪澇成災，人民忍饑挨餓，而花驢兒倒是啖粟如故，貪官污吏，擲金爭睹。王冕見此怪事，氣得“歸來十日不食飯，扼腕攢眉淚如雨”。這是他對元朝統治確立色目人的優越地位的強烈抗議。
在杭州游歷時，他憑吊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當時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加發掘南來諸帝后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墓中別無他物，僅得到一條白玉簪。王冕對此事深有感觸，因而寫出“生前不系黃金帶，身后空余白玉簪”（《閑居錄》）的詩句。
王冕還曾出游南京、九江口及七里瀧等地，遍歷瀟湘、洞庭、太湖、廬山、天都、太行、潛岳、門云等地。有一次，大雪天赤著腳走到潛岳峰上，四面一望，大叫說：“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欲做仙人飛去！”（《芝園后集》卷十）他簡直把自己整個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他曾說：“我昔曾穿謝公屐，散策曾尋謝公跡。”“我為愛竹足不閑，十年走遍江南山。”由此可見他游興之大和足跡之廣遠了。游歷中，“遇奇才俠客，談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玉壺冰》）。從交游中，結識了許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臺長老、云屋僧、山陰道士、噩長老、恢長老、欽上人等等，和他們談禪說法，并曾用“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時，法法何曾法”的偈語，來闡述畫理。
王冕曾一度北游。據《儒林外史》說，他二十歲時北游，原因是為危素向他求畫，他不肯應酬，因此危素生了氣。但就他的詩和在燕京的事跡加以推究，他的北游似不在二十歲時，北游的原因也不是為危素，而有其他重大意義。根據張辰《王冕傳》記載：王冕“至正戊子南歸”。這次壯游，開始于戊子前一年元順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王冕三十九歲，他從杭州古塘乘運河船北上，過嘉興、松江、鎮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鎮江，渡江到揚州，經徐州、兗州、濟州直到大都（北京），并曾往來于居庸關、古北口之間，觀察邊塞諸險要，又出長城直至開平。有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遠，頓覺心曠神怡，但他想起美好河山卻在元朝的統治下，不由義憤填膺，痛斥引狼入室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其《南城懷古》之一寫道：“日上高樓望大荒，西山東海氣茫茫。契丹蹤跡埋荒草，女直煙花隔短墻。禮樂可知新制度，山河誰問舊封疆？書生慷慨何多恨，恨殺當年石敬瑭。”
這次數千里壯游，擴大了眼界，開拓了胸襟，他的詩畫更是不同凡俗，他的愛國思想也更加強烈。
在北京時，元朝大官僚蒙古泰不花很愛王冕的畫，常差遣幾個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吆，鬧得王冕不得安寧。后來不得已進了泰不花的館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為謀士，卻被他嚴辭拒絕。他笑著說：“尚書先生不要見怪，你太不聰明，再過幾年，此地就成為孤兔出沒的場所了！何必做官呢？”（《明史·文苑傳》、《曝書亭集》卷六十四）
這時候，他的畫譽越來越大，地主官僚都爭趨館下，求他畫梅花竹石，一時縑素山積，他潑墨揮毫，千花萬蕊，俄頃即成。（徐顯《稗史集傳》）
翰林學士危素，王冕不認識他。危素住在鐘樓街，王冕倒也知道。有一天，危素騎馬經過王冕處，王冕行了一個禮請他坐下，但未詢姓名，忽然問：“住在鐘樓街的是你嗎？”危素說：“正是。”王冕就不與他搭話了。危素走了以后，有人問他此人是誰，他笑著說：“此人必是危太仆，我曾讀過他的文章，看去有詭氣，現在看他舉止，果然如此！”（朱彝尊《王冕傳》）
后來危素降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貶謫和州，幽恨而死。傳說，有一次，朱元璋在東間側室，危素在簾外走過，履聲咯咯，太祖問：“是誰？”他回答說：“老臣危素。”太祖不悅道：“我還以為是文天祥呢！還是你啊！”于是，次日傳旨，令危素赴余闕廟燒香，故意羞辱他。由此看來，王冕倒是有先見之明呢。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故意把危素改為王冕同鄉人，寫危素回到故鄉來，縣官和鄉紳們如何巴結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見而不可得。拿危素來陪襯王冕，一方面顯出王冕人格高潔，另方面表示作者對那些卑躬屈節的人物的鄙視。
在北方，王冕看到了那些耀武揚威的統治者后，內心怒火更不可抑制，遂賦詩傾泄郁懷：“喚鷹羌郎聲似雷，騎馬小兒眼如電。總是無知癡呆相，也逞虛威拈弓箭。老儒有識何以為？空指云山論文獻。君不聞，一從趙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襪線。”（《有感》）
他從塞北回大都后，他的愛民族愛祖國的思想感情，更鮮明地流露出來，有一天，他畫了一幅梅花，貼在墻壁上，并題詩說：“冰花個個團如玉，羌笛吹它不下來。”（《列朝詩集小傳》）表示自己不愿給外族統治者作畫，對權貴予以無情的諷刺，使見者縮首咋舌，不敢與語，因而觸痛了統治者的瘡疤，他們想逮捕他。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無聲詩史》、張辰《王冕傳》）。
南歸的途中，又遇黃河決堤，沿河州縣，田園房舍淹沒。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涼。王冕見此光景，自然內心苦楚，就對他的朋友張辰說：“黃河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我也只好南歸，以遂吾志。”（朱彝尊《王冕傳》、《諸暨縣志》）
這時他聽到他的杭州朋友盧生死在灤陽（河北遷安縣西北），留有二個幼女一個男孩，無人撫養，他就到灤陽，安葬了盧生，帶了二女一男回來，留養在家。宋濂的《王冕傳》說有家僮使養，實際上就是這幾個人。
路過淮河地方時，又發表了自己的感想，認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懷是和殘酷的現實相違背的。他在《南歸》一詩中寫道：“去歲離南去，今年自北歸。過淮渾酒賤，出水白魚肥。磊落同誰語，孤高與世違。最憐譙國子，潦倒說兵機。”
這次游歷，使他更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勢利。他知道功名已成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轍，學南陽諸葛亮的耕隱生活，隱居于九里山的水南村，自號“老龍”，把草堂取名“耕讀軒”。白天參加體力勞動，種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畫，過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饑不飽的生活。
王冕做山農以后，生活日益窘迫，鄉里人蔑視他，使他心境悲戚不堪，更使他不忍心的，是不能供養父母。他在《自感》一詩中說：“世俗鄙我微，故舊嗤我愚。賴有父母慈，倚門復倚閭。我心苦凄戚，我情痛郁紆。山林競蛇虺，道路喧豺貙。荒林落日陰，羞見反哺烏。烏鴉有如此，吾生當何如？”
不幸他父親在貧病交迫下逝世了，他悲痛之余，仍過其“酸辛甘自愛，襤褸愧妻兒”的生活。他送母親到紹興城里療養，他的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薦他為府吏，王冕道：“我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豈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喚嗎？”（《諸暨縣志》）再一次拒絕了為統治階級服務。他養成了詼諧風趣放誕的性格。他母親想歸故鄉，他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了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買一乘牛車，載了母親，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掛著木劍，唱著山歌，從村上走過，使得一群孩子跟著他笑，他也不在乎地向他們笑（宋濂《王冕傳》）。
他的老師、同鄉王艮，對他的品行很推崇。王艮曾親自登門拜訪過他的母親，后來王艮做了江浙檢校。王冕曾經身穿襤褸衣服，腳踏破鞋，去拜望王艮，王艮見到這副樣子，馬上替他洗塵，贈他鞋子，勸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下鞋子離去（朱彝尊《王冕傳》）。
不幾年，他的母親也逝世了，他悲痛萬分過了三年的守孝生活。
宋濂云：“冕既歸越，復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余頭。結草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
寥寥數語，可見王冕平日的言論與當時人們對他的態度了。在王冕的詩中，時常批評元朝政治的不良，北游歸來后又公開宣傳天下將亂，在朝廷看來一定會認為他是妖言惑眾的人，是不容他存在的。所以他歸家后要隱居九里山，顯然與這類話有關系。
“去城懸九里，夾地出雙溪。長年無客到，終日有猿啼。烏鳶雖見忌，麋鹿自相親。”從這幾句詩也可看出，他是因世人見忌而避入山中的。
至正十九年（1359）東南騷動。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國珍，派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竄，王冕不為動，時病臥床上，他說：“我是王元章。”士兵即將他載至天章寺胡大海處，胡大海請王冕上坐，請他指教策略，王冕說：“大將軍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如果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誰人能心服？我紹興乃秉義之地，要我教你們殺我父兄子弟，則萬萬做不到。你能聽我，希立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請立即殺我。”胡大海被他講得無話可說，只得再拜領受，叫王冕不要講話就行了。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過幾天就逝世，胡大海備喪禮殮葬于山陰蘭亭之側，墓碑題“王先生之墓”五字（張辰《王冕傳》）。
關于王冕晚年有否做過朱元璋的咨議參軍，并為明軍謀劃攻取紹興的事，寫過王冕傳記的張辰、宋濂、朱彝尊、徐顯、全祖望等以及現當代學者，歷來說法不一。宋濂《王冕傳》：“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議參軍。一夕，以病死。”（《明史·文苑傳》）參與編修《明史》的朱彝尊所撰《王冕傳》就否定此說，說：“自宋文憲（即宋濂）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與王冕同時的同鄉好友張辰的《王冕傳》，對王冕的事跡記載最具體，對“參軍”卻未著一字。近人包賚《王冕事跡考證》則認為：“（明將）胡大海在至正十九年正月攻諸暨時曾見過王冕。當時即將此事報告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授他咨議參軍。不幸中央的公文還未到達諸暨，王冕已經死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宋濂稱他為參軍。”這也多半是猜測之辭。比較起來，自當以張辰的《王冕傳》為最可信。所以《諸暨縣志》卷二十七說：“張辰與王冕同時同鄉且朋友，當然較宋、朱所見所聞者為確，自當以張辰傳為憑。冕為明師載去，自九里山至山陰天童寺數日即歿。不但未嘗一日參軍事，并未嘗一見明太祖，更何暇為其畫策取紹興！冕所居為諸暨之九里，非山陰之九里，明師即住山下，至今所駐兵處，猶有營盤痕跡可辨。見《山水志》，其地逾山即山陰，去蘭亭甚遠，當時為明師載去自九里至天童寺，數日即卒，確未到山陰城外，更何暇遠至婺州？竹咤（朱彝尊字）知宋傳之誤，作傳以上史館。”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出：“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說的正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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