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于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游歸來之后，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范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稱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余萬字。
梁啟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梁啟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梁啟超寫于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巖漿噴涌:“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后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于戲，俄羅斯革命！于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響”為題分而析之，絲絲入扣。難怪胡適說:“梁先生的文章……使讀者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啟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后從學于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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