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原是漢代掌管音樂的官署，由于專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樂府”代稱入樂的民歌俗曲和歌辭。在六朝，更明確地把“樂府”和“古詩”相對并舉，以區(qū)別入樂的歌辭和諷誦吟詠的徒詩這兩類詩歌體裁。宋、元以后，“樂府”又被借作詞、曲的一種雅稱。
東漢民間歌謠異?；钴S，多與漢光武帝采取聽風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讖緯術數(shù)有密切關系。光武帝“數(shù)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促使“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建武、永平之間，吏事深刻，亟以謠言單辭轉(zhuǎn)易守長”(《后漢書·循吏傳序》)。“謠言”即“謂聽百姓風謠善惡”(《后漢書·劉陶傳》注)。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采風謠”(《后漢書·李郃傳》)，靈帝也曾“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后漢書·劉陶傳》)。以至于州官上任，也“羸服間行”，“觀歷縣邑，采問風謠”(《后漢書·羊續(xù)傳》)。這種用人政策措施，顯然助長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謠制造輿論，成為結(jié)黨斗爭的政治手段。與此同時，推行讖緯術數(shù)的儒生方士往往編造、利用民間歌謠以神其說。因此，有關史傳志書所載歌謠多為政治性和風俗性的徒歌謠辭，其中相當一部分實出文人之手，其采集與音樂官署無涉。
今存兩漢樂府歌辭中最有價值的作品是50余首民歌、部分謠諺和少量有主名或無名氏文人詩歌，其中民歌歌辭的寫作時期，多數(shù)難以確定，前人或據(jù)樂曲本事與古辭旨意的相合與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測諷諫意向，都可作參考，但不足以斷定寫作時期。大體說，《漢鐃歌十八曲》由于當時“但取鐃歌為軍樂之聲”(朱乾《樂府正義》)，曲、辭早已分別存用，而歌辭久未整理，聲、辭混雜，不易通曉，其中有原始古辭或后補之辭，則其寫作當在西漢初期或更早時期?！断嗪透琛繁臼菨h舊曲，“絲竹更相和，執(zhí)節(jié)者歌”(《宋書·樂志》)?！稑犯娂肪矶?ldquo;《晉書·樂志》載：‘凡樂章古辭存者，并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采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其后漸被于弦管、即《相和》諸曲是也”。其中有一些當是西漢作品，但也有東漢作品，如《雁門太守行》歌詠東漢洛陽令王渙事，并非曲題古辭?！峨s曲》本是樂府未收歌曲，其歌辭亦多東漢作品。至于謠諺及文人制作，則或有記載，或可考略，也以東漢作品為多。所以，今存兩漢樂府，大致東漢作品多于西漢。
樂府官同黃門，事近倡優(yōu)，在人品分清濁、詩樂辯雅俗的傳統(tǒng)觀念中是受輕視的。漢元帝好音樂，欣賞定陶王懂音樂，大臣史丹批評說：“若乃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皆黃門鼓吹)高于匡衡，可相國也。”(《漢書·史丹傳》)皇帝不免顧忌，文人勢必更受拘束。而樂府歌曲為俗曲，五、七、雜言歌辭是“俳諧倡優(yōu)所用”的俗體(摯虞《文章流別論》)，所以西漢著名作者“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鐘嶸《詩品序》)。東漢文人創(chuàng)作的樂府歌辭，為數(shù)甚少。大約在順帝、桓帝時期，民間涌現(xiàn)出一批無名氏文人寫作的五言詩，即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五言“古詩”，其中有的就是樂府歌辭，到魏晉仍被弦歌。此外，兩漢黃門樂人也寫作歌辭，如李延年就有《北方有佳人》歌一首，東漢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更是樂府歌辭的名篇。總起來看，兩漢樂府歌辭的成就，主要以民間創(chuàng)作為代表。
今存兩漢樂府歌辭謠諺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元代左克明《古樂府》，明代馮惟訥《古詩紀》，梅鼎祚《古樂苑》等總集。今人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將前人所輯全部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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