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孫無忌，字輔機，生年不詳，卒于公元659年，唐初大臣，河南洛陽人。先世出于北魏皇族，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德皇后之兄，博涉書史、亦諳武略。高祖武德9年(626年)，決策發動玄武門之變，助太宗李世民奪取帝位，居功第一.以皇族及元勛身份，歷任尚書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職，封趙國公，極得寵幸。貞觀23年(649年)，與褚遂良同受命輔佐高宗。當高宗即位，任太尉同書門下三品，后因反對高宗冊立武則天為后，為許敬宗所陷、誣以謀反，被流放黔州自縊而死。長孫無忌因編修《唐律》，撰寫《唐律疏義》而名垂史冊，在法制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長孫無忌奉唐太宗李世民詔與房玄齡、杜如晦、于志寧等十九人，先后兩次重修《唐律》.以省煩去蠢，變重為輕的原則進行修訂，《唐律》由于貫徹“先存百性”的指導思想及‘安人寧國’的治國方針，立法寬平，順乎歷史潮流，因而促進了唐初封建經濟迅速恢復與發展，出現了“貞觀之治”安定繁榮的新局面。長孫無忌由于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限制，不可能認識法律產生的根本原因和本質。他在《律疏義序》一文中寫道:“夫三才肇位。萬象斯分。稟氣含靈、人為稱首，莫不憑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識沈愆戾，大則亂其區宇，小則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則未之前聞，故日:‘以刑止刑，以殺止殺’”’。長孫無忌在這里告訴人們，法是伴隨著國家、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法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其所以要設置刑法，是因為有的人性情庸愚，思想中充滿了惡念，大則擾亂天下，小則違背等級秩序、如果不定出條例法度加以制裁，有礙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封建政權有覆沒的危險，于是就產生了刑罰。這就是長孫無忌所說的為自然之理。
從長孫無忌的這一段言論中，可以看出他對法的產生和本質的觀點，把階級產生以后才有的法律、說成是伴隨社會的產生而產生法律，認為法律是永恒的，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法律是不容移易的。在這里長孫無忌還宣揚法律是帝王根據上天的法星和圣人的易卦制定而成的，以此為統治階級的法律披上一層神秘的外衣，來顯示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充分顯示出氏孫無忌的唯心主義法學觀。但是長孫無忌又認為，政府和官吏是為了進行長期統怡的需要而制定和推行法律，這種對法律產生的動因觀點，倒還接近實際，具有一定的現實
意義。
再從長孫無忌敘述法律的必要性來看，他把統治階級用法律鎮壓人民的手段，說成是正義的行動，認為人民的本性平庸愚蠢，心存惡念，往往會起來犯上作亂，沒有法律那是絕對不行的;而封建統治者，卻不得不被迫施以刑法。這樣的看法實際上是顛例了是非，掩蓋了事實本質的真象。長孫無忌在論述法律的作用和禮治的關系時，主張“德主刑輔”。他在《唐律疏義序》文中說:《唐律疏義》的全部內容，“一準于禮”，強調“禮治”、闡述治國的根本在于禮治。但是主張以禮治為本，并不意味著放棄刑法，而是禮刑結合，揉成一團。禮是刑罰的前提，而刑罰是禮的輔助工具，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人刑，即所謂，“德主刑輔”。其含義集中地概括表現在下面幾句話里:“憑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這就是說，德禮是行政教化的本體，刑罰是行政教化的表現，德禮和刑罰對于行政教化之不可缺乏，猶如昏曉相須而成一晝夜，春陽秋陽相須而成一歲一樣。這里長孫無忌所解釋的“德主刑輔”的思想也就是唐初的立法思想的概括，深一層講，治國應以禮義教化為主要方法，而以刑事懲罰為輔助手段。刑法雖然是治國的輔助手段，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長孫無忌闡述日:“不立制度，則未之前聞。故日: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刑罰不可馳于國，答捶不得廢于家，時遇澆淳，用有眾寡。”“德主刑輔”的根本要求，就是多用德教，少用刑法，但不是不用刑法。他認為法律作用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既不是對立，又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為一體，溶成一團的，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本用關系。長孫無忌充分闡發了儒家“德主刑輔”的理論，明顯地區別于法家的重刑主義。在儒學的旗幟下，把先秦儒法兩家的基本主張溶為一體，即將儒家強調的德化、禮教和法家所強調的政、刑都視為相輔相成不可缺少的東西。《律疏義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長孫無忌的法律思想。
長孫無忌說:“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澆俗，禮祟升降之制，以極頹風。”他認識到刑罰的“正澆俗”的作用，但他和前人說法不一樣，首先，西漢時《大戴禮記》認為禮被破壞，世俗才澆薄，才有動用刑法的必要。長孫無忌認為，時俗澆薄與淳厚，是由于失禮與否而在時間上是截然分開的，一個國家任何時候都有澆薄的風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須臾廢弛刑罰，只不過有時情況嚴重，刑罰用得多些;有時情況較好，刑罰用得少些。其次，是只有刑律才有“正澆俗”的作用，禮也有這個作用，只不過是所用的手段不一樣，刑律用科罰來體現，禮則用升降其規格來表示。
關于立法方面，長孫無忌認為:“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及以防奸惡而救患、檢淫邪而內正道”。這里，著重體現了教育的方針。誠然，法律本身是有一個教育問題，法律是通過懲罰犯罪行為而收到教育效果的。然而，強制性卻是法律的本質和特點，如果回避懲罰而侈談“救禍患”、“內正道”，那就失去了法律的質的作用。長孫無忌把立法的基點放在教育上，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唐朝法制建設，同時又掩蓋了階級壓迫
的殘酷性。
長孫無忌在理獄方面，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所謂理獄，就是說的訴訟。長孫無忌認為，后之理獄者，則不然，來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刺，謂之忠。長孫無忌講得這樣透徹，不可謂不精辟。也就是說，那些辦案的封建官吏，不分青紅皂白，在沒有審訊犯人之前，就作了主觀臆斷，進行所謂“有罪推論”，把未經審判判決的被告叫做罪人。這樣，在審問時，實行逼、供、信，迫使達到他的預斷。他們不去偵查案件產生的因果關系，不去研究案件本身應該用什么法律條文進行恰當的判處，而是以探求君主的意圖進行隨心所欲任意的判決，這種官吏竟然被荒唐地稱為“忠臣”。在這里，他揭露了封建官吏的主觀主義審判態度和隨意斷獄的惡劣作風。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官居樞要的長孫無忌，能夠這樣講是難能可貴的。
關于量刑問題，長孫無忌反對以君主個人的情趣來量刑定罪。《貞觀政要•公平》:“取舍枉于愛憎，輕重由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在這里，有些官吏毫不隱晦地揭露了君主任情量刑的惡果，一方面是，任情量刑與法無定科互為影響，任情量刑，必然造成法無定科、法無定科又使任情量刑濫不可止。
綜上所述，長孫無忌不僅為唐太宗奪取政權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在法律方面也作出了重要建樹。他的法律思想值得我們進一步去發掘探索。
（作者：潘以功）
冤殺吳王李恪和江夏王李道宗乃長孫無忌一生最大污點，也因此多遭后人詬病。
【后世評價】
1、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為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為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舊唐書、諸子列傳》
2、河間節貫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勝德明矣。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于群從之中，稱一時之杰。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冤。永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舊唐書、宗室列傳》
3、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 朱鳴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新唐書、長孫無忌列傳》
4、武氏亂唐之原
唐武氏之亂，成于徐世績“陛下家事“一言，而其原實由于長孫無忌之私其甥。當承乾之廢，無忌等力贊晉王，太宗尋悔之，欲更立吳王恪。夫再易太子，誠非美事；然為宗社大計，又不得以常理論。雉奴懦恪類己，知子莫若父矣。無忌以恪非長孫氏出，力諫而止。高宗立，遂有聚？之恥。未幾，而遂有？攘之禍。無忌早已不保其身，世亦一傳而覆其宗。人臣一念之私，兇于爾國，害于爾家，可懼哉！
5、（永徽四年）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并賜自盡。上潤謂侍臣曰：“荊王，朕之叔父，吳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兵部尚書崔敦禮以為不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效死力，豈不佳，乃坐房遺愛殺之乎！”吳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九》
長孫無忌奉唐太宗李世民詔與房玄齡、杜如晦、于志寧等十九人，先后兩次重修《唐律》.以省煩去蠢，變重為輕的原則進行修訂，《唐律》由于貫徹“先存百性”的指導思想及‘安人寧國’的治國方針，立法寬平，順乎歷史潮流，因而促進了唐初封建經濟迅速恢復與發展，出現了“貞觀之治”安定繁榮的新局面。長孫無忌由于階級立場和世界觀的限制，不可能認識法律產生的根本原因和本質。他在《律疏義序》一文中寫道:“夫三才肇位。萬象斯分。稟氣含靈、人為稱首，莫不憑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識沈愆戾，大則亂其區宇，小則睽其品式，不立制度，則未之前聞，故日:‘以刑止刑，以殺止殺’”’。長孫無忌在這里告訴人們，法是伴隨著國家、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法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其所以要設置刑法，是因為有的人性情庸愚，思想中充滿了惡念，大則擾亂天下，小則違背等級秩序、如果不定出條例法度加以制裁，有礙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封建政權有覆沒的危險，于是就產生了刑罰。這就是長孫無忌所說的為自然之理。
從長孫無忌的這一段言論中，可以看出他對法的產生和本質的觀點，把階級產生以后才有的法律、說成是伴隨社會的產生而產生法律，認為法律是永恒的，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法律是不容移易的。在這里長孫無忌還宣揚法律是帝王根據上天的法星和圣人的易卦制定而成的，以此為統治階級的法律披上一層神秘的外衣，來顯示統治階級鎮壓人民的法律神圣不可侵犯，充分顯示出氏孫無忌的唯心主義法學觀。但是長孫無忌又認為，政府和官吏是為了進行長期統怡的需要而制定和推行法律，這種對法律產生的動因觀點，倒還接近實際，具有一定的現實
意義。
再從長孫無忌敘述法律的必要性來看，他把統治階級用法律鎮壓人民的手段，說成是正義的行動，認為人民的本性平庸愚蠢，心存惡念，往往會起來犯上作亂，沒有法律那是絕對不行的;而封建統治者，卻不得不被迫施以刑法。這樣的看法實際上是顛例了是非，掩蓋了事實本質的真象。長孫無忌在論述法律的作用和禮治的關系時，主張“德主刑輔”。他在《唐律疏義序》文中說:《唐律疏義》的全部內容，“一準于禮”，強調“禮治”、闡述治國的根本在于禮治。但是主張以禮治為本，并不意味著放棄刑法，而是禮刑結合，揉成一團。禮是刑罰的前提，而刑罰是禮的輔助工具，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人刑，即所謂，“德主刑輔”。其含義集中地概括表現在下面幾句話里:“憑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這就是說，德禮是行政教化的本體，刑罰是行政教化的表現，德禮和刑罰對于行政教化之不可缺乏，猶如昏曉相須而成一晝夜，春陽秋陽相須而成一歲一樣。這里長孫無忌所解釋的“德主刑輔”的思想也就是唐初的立法思想的概括，深一層講，治國應以禮義教化為主要方法，而以刑事懲罰為輔助手段。刑法雖然是治國的輔助手段，但也是不可缺少的。長孫無忌闡述日:“不立制度，則未之前聞。故日: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刑罰不可馳于國，答捶不得廢于家，時遇澆淳，用有眾寡。”“德主刑輔”的根本要求，就是多用德教，少用刑法，但不是不用刑法。他認為法律作用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既不是對立，又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為一體，溶成一團的，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本用關系。長孫無忌充分闡發了儒家“德主刑輔”的理論，明顯地區別于法家的重刑主義。在儒學的旗幟下，把先秦儒法兩家的基本主張溶為一體，即將儒家強調的德化、禮教和法家所強調的政、刑都視為相輔相成不可缺少的東西。《律疏義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長孫無忌的法律思想。
長孫無忌說:“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澆俗，禮祟升降之制，以極頹風。”他認識到刑罰的“正澆俗”的作用，但他和前人說法不一樣，首先，西漢時《大戴禮記》認為禮被破壞，世俗才澆薄，才有動用刑法的必要。長孫無忌認為，時俗澆薄與淳厚，是由于失禮與否而在時間上是截然分開的，一個國家任何時候都有澆薄的風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須臾廢弛刑罰，只不過有時情況嚴重，刑罰用得多些;有時情況較好，刑罰用得少些。其次，是只有刑律才有“正澆俗”的作用，禮也有這個作用，只不過是所用的手段不一樣，刑律用科罰來體現，禮則用升降其規格來表示。
關于立法方面，長孫無忌認為:“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及以防奸惡而救患、檢淫邪而內正道”。這里，著重體現了教育的方針。誠然，法律本身是有一個教育問題，法律是通過懲罰犯罪行為而收到教育效果的。然而，強制性卻是法律的本質和特點，如果回避懲罰而侈談“救禍患”、“內正道”，那就失去了法律的質的作用。長孫無忌把立法的基點放在教育上，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唐朝法制建設，同時又掩蓋了階級壓迫
的殘酷性。
長孫無忌在理獄方面，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所謂理獄，就是說的訴訟。長孫無忌認為，后之理獄者，則不然，來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刺，謂之忠。長孫無忌講得這樣透徹，不可謂不精辟。也就是說，那些辦案的封建官吏，不分青紅皂白，在沒有審訊犯人之前，就作了主觀臆斷，進行所謂“有罪推論”，把未經審判判決的被告叫做罪人。這樣，在審問時，實行逼、供、信，迫使達到他的預斷。他們不去偵查案件產生的因果關系，不去研究案件本身應該用什么法律條文進行恰當的判處，而是以探求君主的意圖進行隨心所欲任意的判決，這種官吏竟然被荒唐地稱為“忠臣”。在這里，他揭露了封建官吏的主觀主義審判態度和隨意斷獄的惡劣作風。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官居樞要的長孫無忌，能夠這樣講是難能可貴的。
關于量刑問題，長孫無忌反對以君主個人的情趣來量刑定罪。《貞觀政要•公平》:“取舍枉于愛憎，輕重由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在這里，有些官吏毫不隱晦地揭露了君主任情量刑的惡果，一方面是，任情量刑與法無定科互為影響，任情量刑，必然造成法無定科、法無定科又使任情量刑濫不可止。
綜上所述，長孫無忌不僅為唐太宗奪取政權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在法律方面也作出了重要建樹。他的法律思想值得我們進一步去發掘探索。
（作者：潘以功）
冤殺吳王李恪和江夏王李道宗乃長孫無忌一生最大污點，也因此多遭后人詬病。
【后世評價】
1、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為長孫無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為豺狼，而無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舊唐書、諸子列傳》
2、河間節貫神明，志匡宗社，故妖不勝德明矣。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于群從之中，稱一時之杰。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冤。永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吳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舊唐書、宗室列傳》
3、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 朱鳴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新唐書、長孫無忌列傳》
4、武氏亂唐之原
唐武氏之亂，成于徐世績“陛下家事“一言，而其原實由于長孫無忌之私其甥。當承乾之廢，無忌等力贊晉王，太宗尋悔之，欲更立吳王恪。夫再易太子，誠非美事；然為宗社大計，又不得以常理論。雉奴懦恪類己，知子莫若父矣。無忌以恪非長孫氏出，力諫而止。高宗立，遂有聚？之恥。未幾，而遂有？攘之禍。無忌早已不保其身，世亦一傳而覆其宗。人臣一念之私，兇于爾國，害于爾家，可懼哉！
5、（永徽四年）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并賜自盡。上潤謂侍臣曰：“荊王，朕之叔父，吳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兵部尚書崔敦禮以為不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家效死力，豈不佳，乃坐房遺愛殺之乎！”吳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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