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朝功臣濟濟，僅唐太宗圖形于凌煙閣有特殊貢獻的就有24位之多，長孫無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過，就才能而論，他在謀臣猛將、良宰賢相中絕對算不上突出，但從與唐太宗的關系看，卻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賴，長孫無忌不但在貞觀朝發揮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輔佐高宗，成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長孫無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長孫氏。長孫氏是北魏以來的士族高門，屬于軍事貴族。但長孫無忌本人，在軍事方面雖有一定謀略，但并不善于統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話說：“聰明鑒悟，雅有武略”，“總兵打仗，非其所長。”〔1〕這種情況與他早年經歷有關。長孫無忌的父親去世較早，他與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長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頗涉文史”〔2〕，很有才華和名望。在這樣一個文化素養高的家庭中，長孫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無忌“好學，該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3〕。高士廉識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淵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發現李世民是個非常之人，把長孫無忌的妹妹聘與李世民，后來李世民做皇帝，冊封長孫氏為皇后。長孫無忌的年齡與李世民相仿，二人從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給李世民后，兩人關系更加親密。
從李淵父子晉陽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統一天下，長孫無忌一直追隨李世民東征西討，但卻沒有什么顯赫之功。他在政治舞臺上顯露頭角，是在玄武門事變中。唐朝建立后，李淵集團發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間爭奪皇位繼承權。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顯赫軍功，不僅使其本人產生了覬覦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開始是李建成想對李世民下毒手，但沒成功。李世民問秦王府的僚屬們：“阽危之兆，其跡已見，將若之何？”〔4〕房玄齡對長孫無忌說：“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涂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存亡之機，間不容發，正在今日。”長孫無忌說：“吾懷此久已，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5〕于是，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同勸李世民先發制人，認為只有如此才能轉危為安。
此時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也在加緊活動，用重金收買李世民部將尉遲敬德，遭拒絕后，又對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對李元吉說：“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淵讒毀二人，將之逐出秦王府。這樣李世民最為心腹之人只有長孫無忌仍在府中。長孫無忌堅決支持房玄齡政變的動議，與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將侯君集、尉遲敬德等人日夜勸李世民誅殺太子與齊王。李世民仍猶豫不決，與靈州都督李靖商議，征求行軍總管李世績的意見，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時，突厥南下侵犯，按慣例應由李世民督軍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薦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軍北征，并調秦王府將領尉遲敬德等同行。他們的目的很明顯，想借機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將，并計劃在為李元吉餞行時殺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與長孫無忌等商量，又派長孫無忌秘密召回房玄齡、杜如晦，共同謀劃了玄武門兵變。六月四日，李世民親率長孫無忌等十人，在玄武門成功地伏殺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奪取皇位繼承權的兵變中，長孫無忌稱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醞釀政變時，他態度堅決，竭誠勸諫；在準備政變時，他日夜奔波，內外聯絡；在政變之時，他不懼危難，親至玄武門內。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長孫無忌的佐命之功，臨死前仍對大臣們說：“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長孫無忌被任命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淵把帝位讓給了李世民，長孫無忌升為左武侯大將軍，后任吏部尚書，晉封齊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唐太宗幾次要任命長孫無忌為宰相，但長孫皇后一再說：“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愿兄弟復執國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漢朝呂氏、霍氏等專權的教訓，長孫無忌自己也要求遜職，但太宗不聽，拜長孫無忌為宰相，任命他為尚書右仆射。為唐太宗奪取皇位，長孫無忌確實立有殊功，但擔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還不夠。不能說長孫無忌不喜歡權勢，但他為人謹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歷史上許多外戚，依恃女兒或姐妹“椒房之寵”，肆無忌憚地攫取權力。他以盈滿為戒，懇請太宗批準他辭去宰相要職，長孫皇后也為之請求，太宗不得已，讓他辭去了尚書右仆射，而拜開府儀同三司。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護下，親至長安西郊祭祀，起駕返回時，特令長孫無忌與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輅以示寵幸。貞觀五年（631年），長孫無忌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以元勛封每人一子為郡公。貞觀七年，太宗冊書，任命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堅決推辭不受，太宗不準，還特意寫了一篇《威鳳賦》，賜給長孫無忌，追思創帝業之艱難和長孫無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認為把朝廷要職授予長孫無忌，不是因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鑒于他的才行。長孫無忌在玄武門兵變中表現出不凡的才能與膽識，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務上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貞觀元年時，突厥因天災人禍，內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實力大衰，朝廷中許多大臣請求乘機出兵攻打突厥，但唐與突厥不久前剛訂立盟約，太宗有些猶豫。長孫無忌說：“虜（突厥）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6〕認為“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1〕。唐太宗采納了他的意見，放棄了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顧許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藥、顏師古等）的反對；貞觀十一年，詔令以荊州都督荊王元景為首的二十一名親王為世襲刺史，以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為首的十四名功臣為世襲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詔，一般大臣不敢再諫，但侍御史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仍冒死諫諍，唐太宗根本不聽。最后，是以長孫無忌為首的被封功臣呈遞了抗封的表文，長孫無忌又通過自己的兒媳長樂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請求，說：“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唐太宗才不得不“詔停世到刺史”〔7〕。
可見，長孫無忌是有一定膽識和才能的。但他在貞觀朝權重無比、恩寵無匹的特殊地位，是否與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關，對此歷史學家紛說不一，可以肯定的有兩點；一是在唐太宗內心深處，長孫無忌最可信賴，在這一點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敵手下的魏征不能與之相比，就是秦府舊人、名相房玄齡也稍有遜色；二是長孫無忌身兼外戚和元勛的雙重身份，比較注意避嫌，與歷史上某些驕橫外戚絕不相同。貞觀十二年，唐太宗親幸長孫無忌府第，十六年，拜長孫無忌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將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勛的大臣圖形于凌煙閣，以彰其功，長孫無忌排在第一位。綜觀，長孫無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對貞觀朝有特殊貢獻的人物，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對待君主、處理與唐太宗的關系上，也有明顯的局限。
貞觀后期，唐太宗心驕志滿，魏征多次提出批評勸告，唐太宗口頭接受，行動難改，許多大臣都阿諛奉承，歌功頌德，這些人中也包括長孫無忌。貞觀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臨太平官，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人臣順旨者多，犯顏者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這應該是勸諫唐太宗的良機，但長孫無忌等人卻違心地說：“陛下無失。”〔8〕當時，只有劉洎和馬周談了太宗的過失。同年八月，太宗對長孫無忌說：“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長孫無忌談自己的過失。長孫無忌說：“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唐太宗當即就指出這是“曲相諛悅”〔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難得征求大臣們意見，長孫無忌卻以阿諛代替忠諫，這是他作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煩心的是太子問題。貞觀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廢，之后，最有資格被立為太子的，是長孫皇后的另外兩個兒子：魏王李泰和晉王李治。兩人相比，李泰的條件更為優越，首先他是長孫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長九歲，唐太宗對他思寵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學館，聽任其招攬賢人學士，賞賜甚至超過太子，還不時在言談中暗示要立李泰為太子，待承乾被廢之后，又“陰許立泰”。李治是長孫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論從年齡還是父子感情看，均處于劣勢，但舅父長孫無忌卻大力支持，“固請立晉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長孫無忌的外甥，長孫無忌為什么棄太宗所寵，而要立李治呢？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統治后期，長孫無忌在朝臣中權重無比，為了在太宗之后仍維持這種局面，長孫無忌希望未來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應該由一個仁孝聽話的外甥充當，這樣，自己會得到尊重，權勢會得到保障。因晉王李治生性懦弱，成為他極力支持的對象。而魏王李泰則不同，從小聰明絕倫，稍長善作詩文，成人后喜好經籍、輿地之學，從貞觀十一年開始置文學館收納士人，文武官員也紛投門下，形成一股政治勢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員不放在眼里不說，關鍵是不去爭取舅父對自己的支持。長孫無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黨羽，絕不是他這個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為太子。
兩子爭立，一邊是才華出眾的李泰，一邊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說，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團的主要成員是功臣子弟，他們靠祖上資蔭，身處高官，奢侈放縱，希望通過李泰當皇帝，達到驅逐元老，自己掌權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則是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績、褚遂良等。長孫無忌既是唐朝的開國元勛，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貞觀政治的忠實執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貞觀政治依然堅持下去，只能靠長孫無忌等元老重臣的輔佐，而絕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幫紈绔子弟。為此，他不得不舍愛立李治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動搖反復，一度又向長孫無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吳王李恪，被長孫無忌擋了回去，說：“晉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舉棋不定則敗，況儲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罷，臨終前，將輔佐李治的重任托與長孫無忌和褚遂良。
長孫無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繼立，是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長孫元忌辭去了知尚書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實際執政的是長孫無忌。長孫無忌忠實執行唐太宗的遺訓，繼續推行貞觀政治：貫徹均田今，社會經濟進一步繁榮發展；貫徹以詩賦取士，增加進士科人選，擴大統治基礎；親自組織編寫《唐律疏義》，并將之頒行全國，進一步完善了貞觀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亂，有力地維護了大唐王朝的統一；特別是恢復執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斷了的休養生息政策，終結了長期對高麗的戰爭，順民情，得民心。高宗統治初年，即永徽年間，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各方面都比貞觀時期有所發展，被封建史家譽為“永徽之治”，常與“貞觀之治”相提并論。這一成果的取得，有賴于長孫無忌的忠心輔佐，有賴于股肱大臣們的齊心協力，特別是受顧命之托的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對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賴，“恭己以聽之”，尤其是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當屬廢立皇后之爭，這不是單純的妻妾之斗、后宮爭寵，而是有著深刻政治背景的。長孫無忌是這一事件的主要參與者，這場斗爭的結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運發生了徹底的轉變。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為皇后，但王皇后無子無寵，蕭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資聰慧，深得高宗喜愛，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蕭淑妃。高宗為太子時，太宗臥病，太子入侍，結識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則天），很喜歡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隨眾宮女到感業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時，高宗去感業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對而泣。王皇后聞知此事，暗中讓武氏蓄發，勸高宗將其納入后宮，想用武氏離間蕭淑妃之寵。不久，武氏便備受寵幸，被封為昭儀，又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與蕭淑妃同時失寵。武則天并不以昭儀之位為滿足，還想當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剛生下的女兒，以嫁禍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廢王皇后，立自己為后。高宗要廢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軒然大波；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為代表的元老重臣們極力反對，以許敬宗、李義府為代表的一批臣僚則全力擁護，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績一人稱病而不表態，經高宗再次詢問，則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的回答，給了實際上的支持。但長孫無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顧托掌權之臣，所以，他的意見特別重要，開始，武則天幻想爭取長孫無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盡種種伎倆拉攏，均遭嚴詞拒絕，這才丟掉爭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決心與這些“老朽”進行一場生死的搏斗。
武則天的父親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許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沒有根基，要對付長孫無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攏一些政治上失意、對長孫無忌等不滿的人，讓他們為自己說話、造輿論。許敬宗、李義府、崔義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則天的心腹。這些人，都是卑劣無恥之徒，但武則天急需有人為他辦事說話，特別是表請高宗，立她為后，充當耳目，監視長孫無忌等人，也就無法顧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終于不顧大臣們的冒死極諫，詔廢王皇后和蕭淑妃，冊立武則天為皇后。因諫凈，褚遂良等人被遠貶蠻荒，武則天最忌恨長孫無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勛，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將之搞垮，需要時機。顯慶四年（659年），在武則天的授意下，由許敬宗費盡心機，把長孫無忌編織進一樁朋黨案，進行惡毒陷害。許敬宗借處理太子洗馬韋季方和監察御史李巢朋黨案之機，誣奏韋季方與長孫元忌構陷忠臣近戚，要使權歸無忌，伺機謀反。唐高宗先是吃驚不信，繼而傷心懷疑，命許敬宗再察，然后面對許敬宗足未出戶編造的關于韋季方交待與長孫無忌謀反的供詞，哭泣道：“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后世將謂朕何！”許敬宗舉漢文帝殺舅父薄昭，天下以為明主之例寬慰高宗，又引“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古訓，催促其下決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與長孫無忌對質（或者他需要不進行對質），就下詔削去了長孫無忌的太尉官職和封邑，流徙黔州，但準許按一品官供給飲食，算是對元舅的照顧，對當年為其爭得帝位的報答。長孫無忌的兒子及宗族全被株連，或流或殺。三個月后，高宗又令許敬宗等人復合此案，許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長孫無忌自殺。
唐高宗仁弱聽話，是長孫無忌執意要立他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諷刺意味的也正是這昏庸懦弱，最終致長孫無忌自己于死地。長孫無忌的結局冤屈而悲慘，但似乎又難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對立武則天，主要原因就是一個：王皇后出身名門（是西魏大將王思政的孫女），而武則天出身低微。不論王皇后，還是長孫無忌，都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掌握國家大權的關隴門閥士族的代表，他們關注的是關隴門閥的私利。長孫無忌在輔佐唐高宗時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關隴門閥成員。這種自魏晉以來門閥政治的殘余狀態與大唐帝國的繁榮發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復長孫無忌官爵，令其孫長孫元翼襲封，唐文宗開成三年（838年）詔其裔孫鈞為猗氏令〔11〕。靠“浩蕩皇恩”才得以為令，這與長孫無忌于唐初的顯赫，怎可同日而語。故長孫氏雖然得到平反，但終究是衰落了。長孫家族的興衰，是與中國中古時期社會歷史的發展大勢相合的。
一
長孫無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長孫氏。長孫氏是北魏以來的士族高門，屬于軍事貴族。但長孫無忌本人，在軍事方面雖有一定謀略，但并不善于統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話說：“聰明鑒悟，雅有武略”，“總兵打仗，非其所長。”〔1〕這種情況與他早年經歷有關。長孫無忌的父親去世較早，他與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長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頗涉文史”〔2〕，很有才華和名望。在這樣一個文化素養高的家庭中，長孫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無忌“好學，該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3〕。高士廉識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淵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發現李世民是個非常之人，把長孫無忌的妹妹聘與李世民，后來李世民做皇帝，冊封長孫氏為皇后。長孫無忌的年齡與李世民相仿，二人從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給李世民后，兩人關系更加親密。
從李淵父子晉陽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統一天下，長孫無忌一直追隨李世民東征西討，但卻沒有什么顯赫之功。他在政治舞臺上顯露頭角，是在玄武門事變中。唐朝建立后，李淵集團發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間爭奪皇位繼承權。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顯赫軍功，不僅使其本人產生了覬覦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開始是李建成想對李世民下毒手，但沒成功。李世民問秦王府的僚屬們：“阽危之兆，其跡已見，將若之何？”〔4〕房玄齡對長孫無忌說：“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涂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存亡之機，間不容發，正在今日。”長孫無忌說：“吾懷此久已，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5〕于是，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同勸李世民先發制人，認為只有如此才能轉危為安。
此時太子李建成與齊王李元吉也在加緊活動，用重金收買李世民部將尉遲敬德，遭拒絕后，又對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對李元吉說：“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淵讒毀二人，將之逐出秦王府。這樣李世民最為心腹之人只有長孫無忌仍在府中。長孫無忌堅決支持房玄齡政變的動議，與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將侯君集、尉遲敬德等人日夜勸李世民誅殺太子與齊王。李世民仍猶豫不決，與靈州都督李靖商議，征求行軍總管李世績的意見，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時，突厥南下侵犯，按慣例應由李世民督軍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薦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軍北征，并調秦王府將領尉遲敬德等同行。他們的目的很明顯，想借機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將，并計劃在為李元吉餞行時殺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與長孫無忌等商量，又派長孫無忌秘密召回房玄齡、杜如晦，共同謀劃了玄武門兵變。六月四日，李世民親率長孫無忌等十人，在玄武門成功地伏殺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奪取皇位繼承權的兵變中，長孫無忌稱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醞釀政變時，他態度堅決，竭誠勸諫；在準備政變時，他日夜奔波，內外聯絡；在政變之時，他不懼危難，親至玄武門內。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長孫無忌的佐命之功，臨死前仍對大臣們說：“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長孫無忌被任命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淵把帝位讓給了李世民，長孫無忌升為左武侯大將軍，后任吏部尚書，晉封齊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唐太宗幾次要任命長孫無忌為宰相，但長孫皇后一再說：“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愿兄弟復執國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漢朝呂氏、霍氏等專權的教訓，長孫無忌自己也要求遜職，但太宗不聽，拜長孫無忌為宰相，任命他為尚書右仆射。為唐太宗奪取皇位，長孫無忌確實立有殊功，但擔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還不夠。不能說長孫無忌不喜歡權勢，但他為人謹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歷史上許多外戚，依恃女兒或姐妹“椒房之寵”，肆無忌憚地攫取權力。他以盈滿為戒，懇請太宗批準他辭去宰相要職，長孫皇后也為之請求，太宗不得已，讓他辭去了尚書右仆射，而拜開府儀同三司。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護下，親至長安西郊祭祀，起駕返回時，特令長孫無忌與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輅以示寵幸。貞觀五年（631年），長孫無忌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四人，以元勛封每人一子為郡公。貞觀七年，太宗冊書，任命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堅決推辭不受，太宗不準，還特意寫了一篇《威鳳賦》，賜給長孫無忌，追思創帝業之艱難和長孫無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認為把朝廷要職授予長孫無忌，不是因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鑒于他的才行。長孫無忌在玄武門兵變中表現出不凡的才能與膽識，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務上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貞觀元年時，突厥因天災人禍，內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實力大衰，朝廷中許多大臣請求乘機出兵攻打突厥，但唐與突厥不久前剛訂立盟約，太宗有些猶豫。長孫無忌說：“虜（突厥）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6〕認為“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廷，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1〕。唐太宗采納了他的意見，放棄了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顧許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藥、顏師古等）的反對；貞觀十一年，詔令以荊州都督荊王元景為首的二十一名親王為世襲刺史，以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為首的十四名功臣為世襲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詔，一般大臣不敢再諫，但侍御史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仍冒死諫諍，唐太宗根本不聽。最后，是以長孫無忌為首的被封功臣呈遞了抗封的表文，長孫無忌又通過自己的兒媳長樂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請求，說：“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唐太宗才不得不“詔停世到刺史”〔7〕。
可見，長孫無忌是有一定膽識和才能的。但他在貞觀朝權重無比、恩寵無匹的特殊地位，是否與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關，對此歷史學家紛說不一，可以肯定的有兩點；一是在唐太宗內心深處，長孫無忌最可信賴，在這一點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敵手下的魏征不能與之相比，就是秦府舊人、名相房玄齡也稍有遜色；二是長孫無忌身兼外戚和元勛的雙重身份，比較注意避嫌，與歷史上某些驕橫外戚絕不相同。貞觀十二年，唐太宗親幸長孫無忌府第，十六年，拜長孫無忌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將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勛的大臣圖形于凌煙閣，以彰其功，長孫無忌排在第一位。綜觀，長孫無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對貞觀朝有特殊貢獻的人物，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對待君主、處理與唐太宗的關系上，也有明顯的局限。
貞觀后期，唐太宗心驕志滿，魏征多次提出批評勸告，唐太宗口頭接受，行動難改，許多大臣都阿諛奉承，歌功頌德，這些人中也包括長孫無忌。貞觀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臨太平官，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人臣順旨者多，犯顏者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這應該是勸諫唐太宗的良機，但長孫無忌等人卻違心地說：“陛下無失。”〔8〕當時，只有劉洎和馬周談了太宗的過失。同年八月，太宗對長孫無忌說：“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長孫無忌談自己的過失。長孫無忌說：“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唐太宗當即就指出這是“曲相諛悅”〔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難得征求大臣們意見，長孫無忌卻以阿諛代替忠諫，這是他作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煩心的是太子問題。貞觀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廢，之后，最有資格被立為太子的，是長孫皇后的另外兩個兒子：魏王李泰和晉王李治。兩人相比，李泰的條件更為優越，首先他是長孫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長九歲，唐太宗對他思寵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學館，聽任其招攬賢人學士，賞賜甚至超過太子，還不時在言談中暗示要立李泰為太子，待承乾被廢之后，又“陰許立泰”。李治是長孫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論從年齡還是父子感情看，均處于劣勢，但舅父長孫無忌卻大力支持，“固請立晉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長孫無忌的外甥，長孫無忌為什么棄太宗所寵，而要立李治呢？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統治后期，長孫無忌在朝臣中權重無比，為了在太宗之后仍維持這種局面，長孫無忌希望未來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應該由一個仁孝聽話的外甥充當，這樣，自己會得到尊重，權勢會得到保障。因晉王李治生性懦弱，成為他極力支持的對象。而魏王李泰則不同，從小聰明絕倫，稍長善作詩文，成人后喜好經籍、輿地之學，從貞觀十一年開始置文學館收納士人，文武官員也紛投門下，形成一股政治勢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員不放在眼里不說，關鍵是不去爭取舅父對自己的支持。長孫無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黨羽，絕不是他這個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為太子。
兩子爭立，一邊是才華出眾的李泰，一邊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說，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團的主要成員是功臣子弟，他們靠祖上資蔭，身處高官，奢侈放縱，希望通過李泰當皇帝，達到驅逐元老，自己掌權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則是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績、褚遂良等。長孫無忌既是唐朝的開國元勛，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貞觀政治的忠實執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貞觀政治依然堅持下去，只能靠長孫無忌等元老重臣的輔佐，而絕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幫紈绔子弟。為此，他不得不舍愛立李治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動搖反復，一度又向長孫無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吳王李恪，被長孫無忌擋了回去，說：“晉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舉棋不定則敗，況儲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罷，臨終前，將輔佐李治的重任托與長孫無忌和褚遂良。
長孫無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繼立，是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長孫元忌辭去了知尚書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實際執政的是長孫無忌。長孫無忌忠實執行唐太宗的遺訓，繼續推行貞觀政治：貫徹均田今，社會經濟進一步繁榮發展；貫徹以詩賦取士，增加進士科人選，擴大統治基礎；親自組織編寫《唐律疏義》，并將之頒行全國，進一步完善了貞觀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亂，有力地維護了大唐王朝的統一；特別是恢復執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斷了的休養生息政策，終結了長期對高麗的戰爭，順民情，得民心。高宗統治初年，即永徽年間，唐朝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軍事各方面都比貞觀時期有所發展，被封建史家譽為“永徽之治”，常與“貞觀之治”相提并論。這一成果的取得，有賴于長孫無忌的忠心輔佐，有賴于股肱大臣們的齊心協力，特別是受顧命之托的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對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賴，“恭己以聽之”，尤其是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當屬廢立皇后之爭，這不是單純的妻妾之斗、后宮爭寵，而是有著深刻政治背景的。長孫無忌是這一事件的主要參與者，這場斗爭的結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運發生了徹底的轉變。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為皇后，但王皇后無子無寵，蕭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資聰慧，深得高宗喜愛，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蕭淑妃。高宗為太子時，太宗臥病，太子入侍，結識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則天），很喜歡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隨眾宮女到感業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時，高宗去感業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對而泣。王皇后聞知此事，暗中讓武氏蓄發，勸高宗將其納入后宮，想用武氏離間蕭淑妃之寵。不久，武氏便備受寵幸，被封為昭儀，又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與蕭淑妃同時失寵。武則天并不以昭儀之位為滿足，還想當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剛生下的女兒，以嫁禍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廢王皇后，立自己為后。高宗要廢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軒然大波；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為代表的元老重臣們極力反對，以許敬宗、李義府為代表的一批臣僚則全力擁護，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績一人稱病而不表態，經高宗再次詢問，則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的回答，給了實際上的支持。但長孫無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顧托掌權之臣，所以，他的意見特別重要，開始，武則天幻想爭取長孫無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盡種種伎倆拉攏，均遭嚴詞拒絕，這才丟掉爭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決心與這些“老朽”進行一場生死的搏斗。
武則天的父親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許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沒有根基，要對付長孫無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攏一些政治上失意、對長孫無忌等不滿的人，讓他們為自己說話、造輿論。許敬宗、李義府、崔義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則天的心腹。這些人，都是卑劣無恥之徒，但武則天急需有人為他辦事說話，特別是表請高宗，立她為后，充當耳目，監視長孫無忌等人，也就無法顧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終于不顧大臣們的冒死極諫，詔廢王皇后和蕭淑妃，冊立武則天為皇后。因諫凈，褚遂良等人被遠貶蠻荒，武則天最忌恨長孫無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勛，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將之搞垮，需要時機。顯慶四年（659年），在武則天的授意下，由許敬宗費盡心機，把長孫無忌編織進一樁朋黨案，進行惡毒陷害。許敬宗借處理太子洗馬韋季方和監察御史李巢朋黨案之機，誣奏韋季方與長孫元忌構陷忠臣近戚，要使權歸無忌，伺機謀反。唐高宗先是吃驚不信，繼而傷心懷疑，命許敬宗再察，然后面對許敬宗足未出戶編造的關于韋季方交待與長孫無忌謀反的供詞，哭泣道：“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后世將謂朕何！”許敬宗舉漢文帝殺舅父薄昭，天下以為明主之例寬慰高宗，又引“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古訓，催促其下決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與長孫無忌對質（或者他需要不進行對質），就下詔削去了長孫無忌的太尉官職和封邑，流徙黔州，但準許按一品官供給飲食，算是對元舅的照顧，對當年為其爭得帝位的報答。長孫無忌的兒子及宗族全被株連，或流或殺。三個月后，高宗又令許敬宗等人復合此案，許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長孫無忌自殺。
唐高宗仁弱聽話，是長孫無忌執意要立他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諷刺意味的也正是這昏庸懦弱，最終致長孫無忌自己于死地。長孫無忌的結局冤屈而悲慘，但似乎又難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對立武則天，主要原因就是一個：王皇后出身名門（是西魏大將王思政的孫女），而武則天出身低微。不論王皇后，還是長孫無忌，都是一個多世紀以來掌握國家大權的關隴門閥士族的代表，他們關注的是關隴門閥的私利。長孫無忌在輔佐唐高宗時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關隴門閥成員。這種自魏晉以來門閥政治的殘余狀態與大唐帝國的繁榮發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復長孫無忌官爵，令其孫長孫元翼襲封，唐文宗開成三年（838年）詔其裔孫鈞為猗氏令〔11〕。靠“浩蕩皇恩”才得以為令，這與長孫無忌于唐初的顯赫，怎可同日而語。故長孫氏雖然得到平反，但終究是衰落了。長孫家族的興衰，是與中國中古時期社會歷史的發展大勢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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