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妮，1922年4月出生于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蔡轉，1928年2月出生在天津；蔡霖，1929年5月出生在上海。
蔡妮與蔡博是向警予所生，與母親一起生活的日子最短暫。蔡妮在上海出生后僅4個月，就由母親送回湖南，住在長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愛的時間更少，出生不到1個月，就由大姑媽蔡慶熙哺養。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從法國勤工儉學歸來，帶回了外孫女李特特。其時，黨派蔡暢與李富春由法國轉莫斯科學習，無法把孩子帶在身邊，只好由外婆帶回國來。葛健豪歸國后，帶著李特特住長沙天茂花園，在顏子廟創辦的平民女子職業學校，既是她的家，也是我黨的地下聯絡點。從此，蔡家以葛健豪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與大姑媽蔡慶熙、大表姐劉千昂等組成一個家。在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靈魂，大姑媽是頂梁柱，大表姐是3個小不點兒的帶頭羊。
1927年4月，向警予從莫斯科歸國，由廣州去武漢，順道到長沙看望蔡家的父母及自己的兩個孩子。這是她最后一次與蔡家的親人相聚，好在蔡父、蔡母的張羅下，拍了一張照片，算是唯一的一張“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紀念。僅過一年，向警予就英勇獻身了，年僅33歲。
大革命失敗后，為了避免被敵人“斬草除根”，葛健豪安排丈夫蔡蓉峰帶著長女蔡慶熙及大外孫女劉千昂、孫兒蔡博回老家雙峰永豐鄉下，自己則帶著長孫女妮妮、外孫女特特，轉輾武漢、上海，為兒女們掩護革命。1928年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蔡和森與蔡暢兄妹都是“六大”代表，將妮妮帶走，第二年去了莫斯科。葛健豪則帶著劉千昂、李特特回到了家鄉。從此，蔡和森、蔡暢的子女都隨祖母（外婆）隱居到永豐附近，先后住過的地方有毛塘、茶亭子、楊梅子咀、石板沖等處。
在進入土地革命時期后，中國共產黨關心革命先烈和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的子女成長，陸續地派員將他們從鄉下接出，護送去蘇聯學習。至1929年，繼蔡妮已跟隨爸爸赴了蘇聯后，蔡博、蔡轉、蔡林、李特特都先后離開家鄉，送去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融入到了這個更大的國際大家庭里。
蔡妮是1929年抵莫斯科的，到1953年歸國，在那里整整生活了24年。據她自己回憶說：“當時，蘇聯正處于困難而又動蕩的時期，但蘇聯對那些不在父母身邊的孩子們的教育極為關心，為他們組建了兒童教養機構——國際兒童院。于是，我的父親就把我安置在一個兒童院中。從幼兒園、小學、中學直到莫斯科醫學院畢業。”半個多世紀過去后，蔡妮對留蘇生活仍記憶猶新。她說： “蘇聯是我成長的第二故鄉，但我的事業還是在我們的祖國——中國。”
1953年，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因為父母早于戰爭年代就壯烈犧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親人是姑媽蔡暢和姑父李富春。當她分配到北京兒童醫院去上班時，姑父姑母對她的贈言就是：“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她在北京兒童醫院工作3年后，1957年組織上把她調到北京紅十字醫院，為中央首長和外國朋友服務。
“文革”結束后，蔡妮調入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當了一名俄語教授。她的俄語與她的醫學一樣，功底很深。她在蘇聯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時，就與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代表中國兒童出席在白俄羅斯首府召開的國際兒童會議，毛岸英用中文講演，由她作俄語翻譯，宣傳中國抗日戰爭。她還在伊萬諾沃師范大學歷史系專修過俄羅斯歷史。她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以一口流暢動聽的俄語，主講俄羅斯概況及歷史，深受師生的歡迎。現在蔡妮已83歲高齡，身體尚健。她關愛家鄉，對70多年前在家鄉生活過的情況記憶還深。
蔡博，自母親向警予犧牲后，跟著祖母、大姑媽在雙峰隱居，是兄弟姐妹中在家鄉住的時間最長的一個。在雙峰高小31班畢業后，考取湘鄉中學，1938年秋，周總理派朱惠把他接去重慶轉送烏魯木齊，再由毛澤民帶去莫斯科國際兒童院。
1943年秋，蔡博在10年制的學校畢業后，考入了莫斯科鋼鐵學院冶金系煉鐵專業，時年19歲，是中國留蘇學生中的佼佼者。在伊萬諾沃兒童院時，他是繼毛岸英之后的中國兒童委員會主席，是中國留蘇學生同學會的發起人。他在鋼鐵學院學習期間，榮獲了斯大林獎學金。
1945年底，毛岸英突然來到鋼鐵學院學生宿舍，把他要回國的喜訊告訴蔡博。蔡博緊握著岸英的手說：“我也在等待著這一天。”隨即他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匯報自己的學習情況與打算，決心努力學習蘇聯的先進技術，煉就社會主義建設本領，盡快回到祖國。
毛澤東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后，于1946年1月8日給他們回信。信中說：“永福（岸英）回來，接到你們的信，十分高興。正如你們信上所說，新中國需要很多的學者及技術人員，你們向這方面努力，是很適當的。……總之，是希望你們一天一天成長，壯健、愉快、進步，并望你們團結一切留蘇的中國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學習，將來回國服務。”
1948年6月，蔡博已在莫斯科鋼鐵學院畢業，獲得煉鐵冶金工程師學位。黨為保護這位學有專長的烈士后代，在解放戰爭還緊張進行之時，沒有及時令他歸國。建國前夕，劉少奇秘密訪蘇，與斯大林商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等問題。期間，接見了蔡博等人。蔡博提出愿回國的要求，劉少奇高興地說：我與斯大林會談，其中就提到接你們回國參加祖國的經濟建設。隨后，劉少奇與蔡博等人就國內形勢、任務，討論了一個多小時。幾天后，他就隨同劉少奇回到了祖國。
蔡博歸國后，見到的第一個親人是李富春。他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鋼鐵廠工作。當時，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經濟工作，特別是蘇聯援助我國的重點工程。李根據留蘇歸國學生的專業特長，對他們作了全面安排。蔡博先后擔任了鞍鋼煉鐵廠副廠長、廠長。
蔡博是新中國第一代杰出的冶金專家。他去鞍鋼煉鐵廠后，結合該廠的生產實際，成功地運用蘇聯的煉鋼技術和管理經驗。蔡博還大膽地提出與實行廠長負責制。建立廠長、車間主管和工段長的“三級一長”負責制，建立生產指揮系統的單一領導關系，并相應建立職能部門的專責制和生產工人的崗位專責制。實行這個制度，強化了企業管理，使鞍鋼煉鐵廠成為鋼鐵戰線上的一面紅旗，曾在全國冶金會議上介紹推廣。 不幾年，廠長負責制遭到了批判，蔡博受到錯誤的批判和撤職處分。60年代，黨安排他在鋼鐵總院煉鐵室工作，他大膽地主持了多項重大科研課題，攻破了許多難關。
“文革”中，蔡博在劫難逃。被打成“修正主義分子”，在廠里“管制勞動”。“文革”后，蔡博被落實政策，作為鋼鐵研究總院技術顧問，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總結中國煉鐵技術經驗，撰寫了《鋼鐵研究院煉鐵科研三十年》，得到了聶榮臻元帥的高度評價。
1984年5月，蔡博年滿60歲，退居第二線。他退線不退休，參加了中國科學院鋼鐵工業戰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廠合一”的大型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議。晚年，蔡博對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作了深入的研究工作，為家鄉及有關中共黨史研究部門提供不少資料。他曾多次回到家鄉參與、指導蔡和森與蔡暢的紀念活動。
不幸的是，1991年9月應邀回雙峰參加蔡暢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暢同志生平事跡陳列開幕典禮回京后，因勞累過度，突發心臟病，猝然離世。
蔡轉是蔡和森與李一純所生的女兒。1938年赴莫斯科學習。1953年學成歸國，先后在北京、武漢工作，是一名成績顯著、備受尊敬的醫療戰線上的高級知識分子。
蔡妮與蔡博是向警予所生，與母親一起生活的日子最短暫。蔡妮在上海出生后僅4個月，就由母親送回湖南，住在長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愛的時間更少，出生不到1個月，就由大姑媽蔡慶熙哺養。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從法國勤工儉學歸來，帶回了外孫女李特特。其時，黨派蔡暢與李富春由法國轉莫斯科學習，無法把孩子帶在身邊，只好由外婆帶回國來。葛健豪歸國后，帶著李特特住長沙天茂花園，在顏子廟創辦的平民女子職業學校，既是她的家，也是我黨的地下聯絡點。從此，蔡家以葛健豪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與大姑媽蔡慶熙、大表姐劉千昂等組成一個家。在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里，祖母（外婆）是靈魂，大姑媽是頂梁柱，大表姐是3個小不點兒的帶頭羊。
1927年4月，向警予從莫斯科歸國，由廣州去武漢，順道到長沙看望蔡家的父母及自己的兩個孩子。這是她最后一次與蔡家的親人相聚，好在蔡父、蔡母的張羅下，拍了一張照片，算是唯一的一張“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紀念。僅過一年，向警予就英勇獻身了，年僅33歲。
大革命失敗后，為了避免被敵人“斬草除根”，葛健豪安排丈夫蔡蓉峰帶著長女蔡慶熙及大外孫女劉千昂、孫兒蔡博回老家雙峰永豐鄉下，自己則帶著長孫女妮妮、外孫女特特，轉輾武漢、上海，為兒女們掩護革命。1928年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蔡和森與蔡暢兄妹都是“六大”代表，將妮妮帶走，第二年去了莫斯科。葛健豪則帶著劉千昂、李特特回到了家鄉。從此，蔡和森、蔡暢的子女都隨祖母（外婆）隱居到永豐附近，先后住過的地方有毛塘、茶亭子、楊梅子咀、石板沖等處。
在進入土地革命時期后，中國共產黨關心革命先烈和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的子女成長，陸續地派員將他們從鄉下接出，護送去蘇聯學習。至1929年，繼蔡妮已跟隨爸爸赴了蘇聯后，蔡博、蔡轉、蔡林、李特特都先后離開家鄉，送去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融入到了這個更大的國際大家庭里。
蔡妮是1929年抵莫斯科的，到1953年歸國，在那里整整生活了24年。據她自己回憶說：“當時，蘇聯正處于困難而又動蕩的時期，但蘇聯對那些不在父母身邊的孩子們的教育極為關心，為他們組建了兒童教養機構——國際兒童院。于是，我的父親就把我安置在一個兒童院中。從幼兒園、小學、中學直到莫斯科醫學院畢業。”半個多世紀過去后，蔡妮對留蘇生活仍記憶猶新。她說： “蘇聯是我成長的第二故鄉，但我的事業還是在我們的祖國——中國。”
1953年，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因為父母早于戰爭年代就壯烈犧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親人是姑媽蔡暢和姑父李富春。當她分配到北京兒童醫院去上班時，姑父姑母對她的贈言就是：“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她在北京兒童醫院工作3年后，1957年組織上把她調到北京紅十字醫院，為中央首長和外國朋友服務。
“文革”結束后，蔡妮調入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當了一名俄語教授。她的俄語與她的醫學一樣，功底很深。她在蘇聯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時，就與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代表中國兒童出席在白俄羅斯首府召開的國際兒童會議，毛岸英用中文講演，由她作俄語翻譯，宣傳中國抗日戰爭。她還在伊萬諾沃師范大學歷史系專修過俄羅斯歷史。她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以一口流暢動聽的俄語，主講俄羅斯概況及歷史，深受師生的歡迎。現在蔡妮已83歲高齡，身體尚健。她關愛家鄉，對70多年前在家鄉生活過的情況記憶還深。
蔡博，自母親向警予犧牲后，跟著祖母、大姑媽在雙峰隱居，是兄弟姐妹中在家鄉住的時間最長的一個。在雙峰高小31班畢業后，考取湘鄉中學，1938年秋，周總理派朱惠把他接去重慶轉送烏魯木齊，再由毛澤民帶去莫斯科國際兒童院。
1943年秋，蔡博在10年制的學校畢業后，考入了莫斯科鋼鐵學院冶金系煉鐵專業，時年19歲，是中國留蘇學生中的佼佼者。在伊萬諾沃兒童院時，他是繼毛岸英之后的中國兒童委員會主席，是中國留蘇學生同學會的發起人。他在鋼鐵學院學習期間，榮獲了斯大林獎學金。
1945年底，毛岸英突然來到鋼鐵學院學生宿舍，把他要回國的喜訊告訴蔡博。蔡博緊握著岸英的手說：“我也在等待著這一天。”隨即他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匯報自己的學習情況與打算，決心努力學習蘇聯的先進技術，煉就社會主義建設本領，盡快回到祖國。
毛澤東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后，于1946年1月8日給他們回信。信中說：“永福（岸英）回來，接到你們的信，十分高興。正如你們信上所說，新中國需要很多的學者及技術人員，你們向這方面努力，是很適當的。……總之，是希望你們一天一天成長，壯健、愉快、進步，并望你們團結一切留蘇的中國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學習，將來回國服務。”
1948年6月，蔡博已在莫斯科鋼鐵學院畢業，獲得煉鐵冶金工程師學位。黨為保護這位學有專長的烈士后代，在解放戰爭還緊張進行之時，沒有及時令他歸國。建國前夕，劉少奇秘密訪蘇，與斯大林商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等問題。期間，接見了蔡博等人。蔡博提出愿回國的要求，劉少奇高興地說：我與斯大林會談，其中就提到接你們回國參加祖國的經濟建設。隨后，劉少奇與蔡博等人就國內形勢、任務，討論了一個多小時。幾天后，他就隨同劉少奇回到了祖國。
蔡博歸國后，見到的第一個親人是李富春。他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鋼鐵廠工作。當時，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經濟工作，特別是蘇聯援助我國的重點工程。李根據留蘇歸國學生的專業特長，對他們作了全面安排。蔡博先后擔任了鞍鋼煉鐵廠副廠長、廠長。
蔡博是新中國第一代杰出的冶金專家。他去鞍鋼煉鐵廠后，結合該廠的生產實際，成功地運用蘇聯的煉鋼技術和管理經驗。蔡博還大膽地提出與實行廠長負責制。建立廠長、車間主管和工段長的“三級一長”負責制，建立生產指揮系統的單一領導關系，并相應建立職能部門的專責制和生產工人的崗位專責制。實行這個制度，強化了企業管理，使鞍鋼煉鐵廠成為鋼鐵戰線上的一面紅旗，曾在全國冶金會議上介紹推廣。 不幾年，廠長負責制遭到了批判，蔡博受到錯誤的批判和撤職處分。60年代，黨安排他在鋼鐵總院煉鐵室工作，他大膽地主持了多項重大科研課題，攻破了許多難關。
“文革”中，蔡博在劫難逃。被打成“修正主義分子”，在廠里“管制勞動”。“文革”后，蔡博被落實政策，作為鋼鐵研究總院技術顧問，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總結中國煉鐵技術經驗，撰寫了《鋼鐵研究院煉鐵科研三十年》，得到了聶榮臻元帥的高度評價。
1984年5月，蔡博年滿60歲，退居第二線。他退線不退休，參加了中國科學院鋼鐵工業戰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廠合一”的大型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議。晚年，蔡博對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作了深入的研究工作，為家鄉及有關中共黨史研究部門提供不少資料。他曾多次回到家鄉參與、指導蔡和森與蔡暢的紀念活動。
不幸的是，1991年9月應邀回雙峰參加蔡暢同志逝世一周年暨蔡暢同志生平事跡陳列開幕典禮回京后，因勞累過度，突發心臟病，猝然離世。
蔡轉是蔡和森與李一純所生的女兒。1938年赴莫斯科學習。1953年學成歸國，先后在北京、武漢工作，是一名成績顯著、備受尊敬的醫療戰線上的高級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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