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三良
詩人:柳宗元 朝代:唐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
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
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
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款款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
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
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
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詠三良古詩賞析
【注釋】
①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
②明后:明君,謂秦穆公。
③幽隧:墓道。
④黃腸: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指棺木。
⑤張皇:張大、擴大。
⑥從邪:指殉葬之作法。
⑦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②明后:明君,謂秦穆公。
③幽隧:墓道。
④黃腸: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指棺木。
⑤張皇:張大、擴大。
⑥從邪:指殉葬之作法。
⑦彼狂:指秦穆公子康公。
【譯文】
衣冠整潔的三良正遇上明君秦穆公,他們才高志大,一顧一盼都光彩四射。
他們竭盡全力輔助朝政,使秦國與列國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稱頌。
三良效忠穆公懇切殷勤忠誠不二,君臣間恩禮情義就像秋霜般潔凈。
穆公在生時同三良就像一個人一樣,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壯士之軀埋閉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不是禮義之舉,況且還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業于是乎衰敗不振,而晉楚的國勢趁此壯大興隆。
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從父命,以人為殉,是認識到父親被疾病搞迷亂了,遺命不需要遵從。
康公遵從非禮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討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他們竭盡全力輔助朝政,使秦國與列國鼎足而立,受到四方稱頌。
三良效忠穆公懇切殷勤忠誠不二,君臣間恩禮情義就像秋霜般潔凈。
穆公在生時同三良就像一個人一樣,死了也不肯同三良分身。
壯士之軀埋閉在幽深墓道,勇猛之志只得填充在棺木中。
人死陪葬不是禮義之舉,況且還是用他的忠信良臣!
霸主的基業于是乎衰敗不振,而晉楚的國勢趁此壯大興隆。
魏武帝之子之所以不從父命,以人為殉,是認識到父親被疾病搞迷亂了,遺命不需要遵從。
康公遵從非禮的殉葬作法,陷入父皇陷阱,我想揭竿而起討伐那昏庸的秦康公。
【賞析】
這首五言古詩,屬柳宗元元和四年(809年)貶謫永州期間讀書有感而作。三良即春秋時代秦國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針虎。《左傳》文公六年載有秦伯任好卒,三良皆被殉葬的事件,《詠三良》即取材于此。柳宗元此詩刺康公而美三良,其意在刺憲宗信讒言貶賢,自抒強列的孤憤之情。
詩的前半部分寫三良從具體參政到殉死身亡,寫得有聲有色,情感激昂,極具現實意味,作者將自己的切身參政經驗融入對歷史事件的觀照,賦予史事以豐厚的現實內蘊和情感深度。詩作中的“一心在陳力”數語豈不正是詩人對其理想追求和自我遭際的表白?如果再聯系到革新派首領王叔文被賜死,成員王伾、凌準相繼貶死的事件,那么,此處對三良殉死的詠嘆,又何嘗不可看作是對王叔文等慘死的悲悼?
更進一步,秦穆公以三良為殉一事在歷史上是頗受非議的,但詩人自有看法,一方面,曰“明后”,曰“恩義皎如霜”,曰“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大大表現出君主之賢明與君臣關系之密切,似乎是情之所致;另一方面,又鄭重指出:“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用“禮”為標準,肯定秦穆公的非禮。詩人進一步引用《左傳》宣公十五年所載魏武子卒,遺命令嬖妾殉死,而其子改其命的故事,說道:“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而樹起一塊標牌。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指出康公應像魏武子之子那樣去做,可是,康公不僅沒有這樣做,堅持了“禮所非”的殉葬制度,而且所殉之人竟是“良”,這豈不是罪上加罪?庸上加昏?因而詩人對此行徑不能不義憤填膺,以至公開宣稱“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這話還只是就史論史之言,實際上,柳宗元在此早已跳出了單純的詠史層面,而將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現實了。柳宗元在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被貶來永州,他一直企盼朝廷召回京城重用,為國效力,而憲宗執位(806年)后,仍信讒貶賢,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遠荒涼的永州任司馬,這不能不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憤。他欲討伐康公,實乃鞭撻諷喻憲宗;他為穆公開脫,實欲為順宗張目;他稱贊三良與穆公的生時同體,死不分張,實指王叔文等與順宗同歸于盡,借以慰藉忠魂;他詠嘆三良的冤枉而死,實即痛悼王叔文等革新志士的悲劇命運,借以抒發自己的孤憤情懷。
詩的前半部分寫三良從具體參政到殉死身亡,寫得有聲有色,情感激昂,極具現實意味,作者將自己的切身參政經驗融入對歷史事件的觀照,賦予史事以豐厚的現實內蘊和情感深度。詩作中的“一心在陳力”數語豈不正是詩人對其理想追求和自我遭際的表白?如果再聯系到革新派首領王叔文被賜死,成員王伾、凌準相繼貶死的事件,那么,此處對三良殉死的詠嘆,又何嘗不可看作是對王叔文等慘死的悲悼?
更進一步,秦穆公以三良為殉一事在歷史上是頗受非議的,但詩人自有看法,一方面,曰“明后”,曰“恩義皎如霜”,曰“生時亮同體,死沒寧分張”,大大表現出君主之賢明與君臣關系之密切,似乎是情之所致;另一方面,又鄭重指出:“殉死禮所非,況乃用其良?”,用“禮”為標準,肯定秦穆公的非禮。詩人進一步引用《左傳》宣公十五年所載魏武子卒,遺命令嬖妾殉死,而其子改其命的故事,說道:“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而樹起一塊標牌。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指出康公應像魏武子之子那樣去做,可是,康公不僅沒有這樣做,堅持了“禮所非”的殉葬制度,而且所殉之人竟是“良”,這豈不是罪上加罪?庸上加昏?因而詩人對此行徑不能不義憤填膺,以至公開宣稱“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這話還只是就史論史之言,實際上,柳宗元在此早已跳出了單純的詠史層面,而將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現實了。柳宗元在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年)被貶來永州,他一直企盼朝廷召回京城重用,為國效力,而憲宗執位(806年)后,仍信讒貶賢,柳宗元仍然流放在偏遠荒涼的永州任司馬,這不能不使柳宗元感到失望、迷茫和郁憤。他欲討伐康公,實乃鞭撻諷喻憲宗;他為穆公開脫,實欲為順宗張目;他稱贊三良與穆公的生時同體,死不分張,實指王叔文等與順宗同歸于盡,借以慰藉忠魂;他詠嘆三良的冤枉而死,實即痛悼王叔文等革新志士的悲劇命運,借以抒發自己的孤憤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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