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底以后的6年，馬克思一家先后搬到倫敦貧窮的索荷區第恩街64號和28號，低矮、陰暗、潮濕的兩間一小廚。

　　錢，把這一家政治流亡者困得幾乎趨于絕境。馬克思在這里創辦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學評論》期刊每期印刷2500份，因政治理論刊而很難以發行，他只是憑借經常為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寫文章獲取少量的稿酬，每篇文章的稿費很少超過20馬克。“美國佬”給“歐洲人”的稿酬低，馬克思也知道自己在受洋人的剝削，但是除此沒有了任何選擇的余地，只有這樣才能把他的思想傳播到美洲，憑著這點稿酬，全家人過著極低下的生活。

　　這一年，連這一點僅有的小溪流也被堵塞了。民主主義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的出版家德納不再刊登“馬克思”的文章，而一直把馬克思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發表。因為這個原因，馬克思的名字當時在美國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他幾乎不可能很快找到另外一家報紙發表他的文章。

　　馬克思對德納的行為非常憤慨，坐在書房里干著急，因錢的困惑，也沒有什么好的辦法來對付人家，就也只好如是作罷。

　　肝病開始折磨著馬克思，燕妮的健康也受到損傷。這時，8歲的埃德爾在貧困中死去，他是馬克思和燕妮在5年內失去的第三個親骨肉。

　　“母親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嗚咽，非常激動的馬克思斷然拒絕任何安慰……”

　　這時，馬克思只好向恩格斯寫信，“如果你心情好的話，請寫幾句給我的妻子，她已完全失常了。想不到，這個不幸的孩子成為家庭生活困難的犧牲品。”

　　恩格斯除寫信和來看望安慰外，為了這一家人的生活，他只好又去了他討厭的父親的工廠里去工作。他在曼徹斯特通過郵車給馬克思匯錢和送給他所需要的東西，信中還經常抱怨馬克思隱瞞自己的困難不向他明說。

　　面對生活上的絕境，馬克思不得不向恩格斯坦白地承認：

　　“我在圖書館的工作本來早就可以結束，但是，間斷太多，阻礙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總是處于緊急狀態，并且流不盡的眼淚使我整夜煩惱和生氣，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對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負擔都落在她的身上。實際上，她是對的，工作應該比婚姻更多產。盡管如此，你該記得，我生來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嚴厲，所以常常不夠冷靜。”

　　一段時間，馬克思連去英國博物館研究和查找資料也去不成了。他卻還風趣地說：“一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出門，因為不讓賒賬，我不能再吃肉。”他又說：“幾個星期以來，特別是最近兩個星期，我每天不得不奔走6小時找那倒霉的6個便士，為了能往牙齒上放點什么……”

　　就連很少的稿費也斷流了。這個絕望的時候，恩格斯從曼徹斯特的回信中說：“這些美國佬簡直是非常可惡的家伙，看來，《論壇報》的先生們認為，他們已經把你像檸檬一樣擠干，現在可以去擠另一個人。……2月初我特給你寄5英鎊，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這個數字。……當然，你不要因為我答應每月寄5英鎊就在困難的時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寫信，因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辦……”

　　馬克思把信中的這幾行念給燕妮聽，燕妮激動得流出了熱淚，她說：

　　“他之所以干這個不喜歡的職業，完全是為了能夠幫助你，他是多么喜愛研究哲學或文學啊！”

　　馬克思也流出了熱淚，藏進濃密的胡須里……他曾經還最擔心燕妮，這個貴族家庭吃魚、吃肉、穿紅、戴綠的小姐，也同他一塊在艱難得如同乞丐般的生活里拖過來了。要不是有她，要不是恩格斯，還有琳蘅，他的一家早就得散伙，甚至餓死了。

　　這些年里，倫敦的政治流亡者們不團結，窮困的生活更加劇他們的苦惱和怨恨。馬克思還要同流亡者中的蠱惑家、野心家和“大人物”們進行不倦的斗爭。這些人對他中傷，馬克思毫不在意，只有燕妮和琳蘅非常惱火。

　　各國反動政府對1848—1849年所經歷的恐怖還心有余悸，不遺余力要消滅“禍根”，就是要消滅那些被他們稱作“頭目”和“鼓動家”的人。他們千方百計要促使英國把這些人驅逐出境，同時俄國沙皇、普魯士國王和路易·波拿巴派來倫敦的密探愈來愈多，這些家伙們很內行。他們不把蠱惑家放在心上，而是死死盯住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他們也不嫌棄英國告密者的效勞。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給英國報紙寫信提出抗議，在一封刊登在《旁觀者》周報的信中，他們強調：

　　“我們住宅的門房，還有些樣子極其可疑的人經常守望著，他們非常耐心地記下我們的所有訪問者的來往情況，我們每走一步都有他們在跟蹤。我們無論是坐公共馬車或進咖啡館，都至少會有一個這種不相識的朋友跟隨而來，我們不知道作這種愜意事情的先生們是否‘在御前供職’，但是我們十分了解，他們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的和不怎么受尊敬的人。”

　　一個普魯士警察局的密探，1853年混進第恩街的馬克思家里。他給政府對馬克思在倫敦第恩街的生活作了如下一段密探報告：

　　這個黨（共產黨）的頭目是卡爾·馬克思。他的助手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徹斯特；弗萊里格拉特和沃爾費（所謂的魯普斯），在倫敦；海涅，在巴黎；魏德邁和克路斯，在美國；畢爾格爾斯和丹尼卡斯，在科倫；維爾特在漢堡。所有其余的人都是這個黨的一般成員。馬克思確是黨的首腦和靈魂，這就是我認為必須給這個人物畫像的原因。

　　馬克思中等身材，34歲，但頭發已經開始花白；體魄健壯，臉有點像匈牙利革命家瑟美列，不過臉色比他黑，頭發和胡須也比他黑，胡子從來不剃。他那雙明晰的眼睛閃耀著惡魔般的、兇險的光芒，一下子便使人得出他很有才華又很有魅力的印象；高深的知識和教養使他無可爭辯地凌駕于周圍的人們之上。

　　在個人生活方面，此人極端紊亂和無聊，他不會當家，過著放浪的生活。洗臉、梳頭和換衣服，在他都是很少有的事。愛喝酒。偶爾會好幾天無所事事。但是一忙起來就是夜以繼日；他想什么時候睡覺就睡覺，想什么時候起床就起床，常常一干就是通宵不眠，直到中午和衣往沙發上一躺，一直睡到晚上，也不管來不來人。而那些人上他家里來找他的人就像是來到了風車跟前一樣，反正也是止不住他的瞌睡。

　　他的夫人是普魯士大臣馮·威斯特華倫的妹妹，一個很有教養和平易近人的女子，由于很愛自己的丈夫，她習慣了這種放浪的生活，對窮困也安之若素。她兩個女兒，一個兒子，三個孩子都長得挺漂亮，都有他們父親那樣的聰明的眼睛。

　　馬克思雖然一般說來是急性子，很粗野，但是作為丈夫和父親很溫存和細膩。馬克思住在倫敦最窮，因此也是住最便宜的住宅區，他租的套房只有兩間，一間對著街，這是客房，后面那間是睡房。屋里的家具都糟透了，簡直不成樣子，都是些用壞了的、搖搖晃晃的破爛貨，到處是一層厚厚的塵土，所有東西都七零八落。客房中央放著一張上面鋪膠布的舊式桌子。桌子堆滿了手稿、報紙、書籍、兒童玩具、破舊衣服和馬克思夫人的手工活；除此之外，還可以在那里看到有缺口的茶杯、用臟了的勺刀叉、大蠟臺、小酒盅、墨水瓶、荷蘭煙斗、煙灰——這一切都亂七八糟地堆在桌子上。

　　來訪的人一走進馬克思房里，立刻就會墮入煙炭和煙草的彌漫煙霧之中，開頭他必得像在山洞里那樣摸索著移步，直到眼睛漸漸習慣于黑暗，能夠在這滾滾煙霧之中辨別出一些東西為止。所有的東西都很臟，都蓋滿灰塵，要想往哪兒坐下去是危險的：一張椅子，一共才三條腿，另外一張碰巧還完整無損，可是孩子們在上面玩著做飯菜，遞給客人坐的正好是這張椅子，那上面孩子們做的飯菜還沒有擦干凈，誰要是坐下去，肯定會把褲子弄臟了。但馬克思和他的妻子對這一切絲毫不感到難為情，他們會很殷勤地接待您，給您遞上煙斗、煙草，隨便從手底下抓一杯清涼飲料端給您。交談很有意思、很愉快，這就補償了簡陋的陳設和不舒適的條件，您會習慣于跟這些人交往，開始感到這個圈子很有趣，很別致，這就是共產黨人領袖馬克思的家庭生活的真實寫照。

　　不知道那普魯士政府的大臣——燕妮的哥哥看到這份密探報告后是何感慨？是哭？是笑？……

　　也許“大臣老爺”對自己的妹妹的處境在笑在哭或非笑非哭的時候，燕妮的一家卻已開始出現了轉機。

　　1856年5月至7月，燕妮帶孩子回特利爾守候在母親的病床旁，母親給了她一筆小小的財產，7月23日母親去世，燕妮帶孩子在巴黎停留后于9月10日回到倫敦。

　　這筆小遺產再加上恩格斯的資助，馬克思一家終于從第恩街的那個

　　“洞穴”里掙脫出來。

　　英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世界市場的霸主。

　　倫敦是世界金融、工業和貿易的首都。

　　倫敦同社會主義思想中心的巴黎形成鮮明的對照。

　　這里在歷史上雖有過偉大空想主義者羅伯特·歐文影響下的全國工聯總罷工和大規模的憲章運動，但是在1847年的經濟危機過后開始新的經濟繁榮時期，英國工人放棄了自發的社會主義斗爭。不列顛的實證主義和求實主義占了上風。工聯和企業家們選擇了實行政治妥協，磨去了有尖銳棱角的政策。

　　這種氣氛使作為革命家的馬克思的意識受到壓抑，然而對作為思想家的馬克思來說，倫敦又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這個國際經濟首都使他有可能全面看到整個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生活，擴大視野，而在這以前他的視野只限于歐洲。

　　倫敦作為資本主義的先驅和典型的中心，使馬克思能夠對于資本主義體系的機制進行全面的科學分析，并用新的事實來豐富自己的學說。

　　英倫三島的政治流亡生活對馬克思來說是個人和家庭方面的悲劇。可作為他們主要著作《資本論》的思想和材料，這種生活又是他縱有萬貫家財和天堂之樂也無可替代的。

　　倫敦是馬克思一生中的最后一個階段，它好像是由歷史事件的內在邏輯為他預先準備好了，好像是歷史事件將馬克思的各個發展階段作了很理想的安排，幫助他登上了一個新的階梯，促使他把在大陸上受到的教育加以完善。

　　英國正像他的英國博物館一樣也成為歐洲甚至全世界最大的一家“博物館”之一。因此，作為思想家的馬克思，離開大陸，這不單單是他不平靜的生活中的一次例行的遷徙，它意味著馬克思的命運隨著政治形勢的根本變化而發生了轉折：以社會意味的高漲，1848年革命的爆發和失敗為標志的整個歷史時期已經結束。

　　“前30年，人生的前半生——這個充滿激情和樂觀精神的青年時代……”馬克思離開浮躁的“小家”時又在英國博物館里盡情遨游著。他不時在回顧總結自己前30年走過的路：1842年至1849年是人生最重要的階段，這期間的觀察社會、積累知識、獲取經驗，在社會意識急劇發展和革命運動不斷高漲的影響和鼓舞下制定了新的學說，創建了黨，擬訂了經過深思熟慮和詳盡無遺的革命綱領，并且親自參加了革命斗爭。此外，也實現個人生活方面的理想：和燕妮結婚……同恩格斯的友誼、琳蘅的友誼……

　　馬克思得出結論：婚姻中人生7年曲折的戀愛是最大的幸福，得到村姑琳蘅的那種敬和愛的神圣的默契、奉獻是最大的幸福；尋求到人生最高尚的信仰，探索一條理想的發展道路，結識恩格斯這樣的一些銘友，并將全部身心投入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之中……這更是人生最最莫大的幸福……

　　流亡倫敦之前的30年，在馬克思心中留下了美好幸福的回憶，他將前30年生活中的風霜雨雪全略去不計，他認為：

　　在柏林這個全世界公認的哲學思想中心鉆研了理論。

　　在科倫，用現實生活檢驗了自己的理論知識。

　　在巴黎這個社會主義思想中心，發現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及其動力——階級斗爭。

　　在布魯塞爾，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具體化。

　　在眼下倫敦這個世界經濟中心——應是歷史為自己著意選擇的最理想的政治經濟觀測點。……

　　于是，他面對這里的任何困苦都不沮喪、頹廢，似乎幾個孩子餓死也是自然而然的，自己把外衣典當一個星期不能出家門也是自然而然的……

　　走進英國博物館，他可以把什么煩惱都拋于九霄云外。規律是自然和必然的，在于發現而無法創造，就任自然之花結出豐碩的自然之果吧！

　　英國博物館收藏著各個民族、各個時代的藝術品，它的圖書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之一。

　　早晨鐘聲剛響，馬克思幾乎每天都到圖書館去。他在圖書館里，有個威廉·波佩爾的德國青年義務當他的秘書和英文翻譯，兩人這么坐在里面，直到晚上看門人關門為止。

　　馬克思在博物館圖書館有固定的坐位，他的桌子上也同他家里的寫字臺一樣有堆積如山的書，人伏下身去，兩邊的書把他上身深深地淹沒住。桌面上未打開的書放得很整齊，翻開的書一本疊一本的，書里折疊著角，甚至書里臨時用什么文具代作了書簽……這桌面上的一切的一切，馬克思離開后，任何人都不可碰他的。在家里，燕妮、琳蘅知道，連孩子們也知道。這里的圖書管理員更知道。

　　圖書管理員每天給他拿來一堆新書。經濟學問題和物理學、法律學、數學、化學、文學，甚至外國語的文法書，馬克思都進行認真的研究，他身邊常常擺著卡片和草稿紙，以便認真作筆記，他從每本書中摘錄內容提要，凡屬他所特別感興趣的書，他就細心地作札記。他在鉆研中一旦冒出新的思想火花，便立即用文字記下來。

　　一天，圖書管理員好奇地問他：“博士先生，你同時可以研究好50種科學嗎？我們的教授通常只能攻讀一種專業！”

　　馬克思敏捷而風趣地回答說：“親愛的朋友，所以也有很多教授戴著遮眼罩呀。如果人們要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人們就不要只在一塊草原上去賞花啊！”

　　在倫敦，馬克思完全掌握了英文和西班牙文，廣泛研究了各種政治經濟方面的文獻資料，并寫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帕麥斯頓勛爵》等好幾本書。

　　去了圖書館不想家里的事，回到家里不想圖書館的事。這個非常時期，他要為維持家庭生活去奔波，還要同那些形形色色的反黨的小資產階級派別進行嚴酷的、不停的斗爭。這種非普通人所能忍受的、長期的艱苦工作以及多年貧困所造成的極壞的健康狀況，從未動搖過他的意志而迫使他停止工作。

　　一天，他看著寫字臺上的一大堆稿紙失態得像孩子般大聲叫嚷：“我已準備好，我要動手了，動手呀——！動手——！”

　　燕妮、琳蘅和孩子們都呆呆看著他，啞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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