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任參謀長


　　喬治·馬歇爾是在國際局勢日趨混亂的形勢下就任陸軍參謀長的。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就職的那個日子十分重要，似乎世界大戰即將來臨。”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1939年9月1日，就在馬歇爾宣誓就職的前幾個小時，希特勒發動了對波蘭的進攻。對此，美國深感不安和憂心忡忡。在美國，幾乎沒有人希望納粹獲勝，除非迫不得已，他們不愿卷入戰爭。但是，如果美國袖手旁觀，聽憑英、法等國被德國征服，那將導致什么后果？德國及其盟國意大利和日本，會不會將轉過頭來進攻美國？

　　以威廉·艾倫·懷特為首的干涉主義者，支持“立即援助盟國委員會”，制止法西斯企圖控制世界的侵略行為；以查爾斯·林白為代表的孤立主義者，則支持一個實力雄厚的不使美國卷入戰爭的運動。此時，馬歇爾的處境困難，他竭力避免卷入任何一個派別中去。他一上任，就向白宮明確表示，雖然總統是他的總司令，但他不希望別人把他當成羅斯福小圈子里的成員。哈里·霍普金斯試圖拉馬歇爾更加靠攏總統，他通過馬歇爾身邊的工作人員史密斯少校轉告馬歇爾，他“認為羅斯福總統同馬歇爾將軍關系盡可能密切一些是非常重要的。總統喜歡有人晚飯后去看看他，在書房里喝一杯蘇格蘭威士忌酒，心平氣和地談一些事情。”馬歇爾對史密斯少校說：“一天24小時，我隨時聽候總統吩咐，總統知道這一點。但是，如果要我去做分外之事，那就是矯揉造作了。我看我做不來，也不應該做。”

　　然而，馬歇爾所面臨的軍事挑戰和任務令人驚愕。1939年秋季，美國陸軍在世界武裝力量中排名第17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些武器已經過時，但仍舊在部隊中服役；許多現役軍官缺乏正規而嚴格的訓練；部隊的訓練經費大約只占軍費的2％，這無法使正規軍處于良好的狀態，也無法給國民警衛隊一種真正的實戰感。由于裝備不齊，兵力不足，導致防衛力量甚至低于和平時期應有的水平。作為一名了解美軍情況的職業軍官，他深感加強國防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認為應該直言不諱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因為，他知道并相信這也是陸軍部多數將軍們的一致想法。

　　毫無疑問，馬歇爾正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和巨大的挑戰，他默默無聞，努力朝著他認定的目標而努力。有一類軍官，上任伊始，就重新放置旗桿，改變花壇樣式，調換辦公室。他則不然，他對五角大樓的啟用和改善辦公條件沒有絲毫興趣，而是很快進入角色并挑起了新擔子。歐洲戰爭一爆發，馬歇爾就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使總統、國會和公眾了解這樣一個事實：在經濟上，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比任何國家都富有，但從軍事方面講，它的陸軍力量卻排在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內的16個國家之后，美國的安全環境和未來軍事前途不容樂觀。只有在兵力和武器裝備方面同時實施一項擴充軍隊的緊急計劃，美國才能擁有一支必不可少的防御力量以應付未來的風云變幻。

　　9月中旬，馬歇爾向他的前任克雷格將軍匯報時說道：“我們的目標是要達到和平時期28萬人的兵力，國民警衛隊增加到12.6萬人。”據他的專家們計算，此項計劃需要6.75億美元。這是國家在和平時期戰略準備的最低需要。使馬歇爾感到沮喪的是，幾乎所有的政界人士，無論其有何黨派傾向，都不支持他的這項計劃。孤立主義者竟罵他是戰爭販子。不僅如此，就連總統和國會中的親盟國集團也不支持這項計劃。大家都在想著1940年年底即將舉行的大選，都擔心擴軍計劃會把選民們嚇跑。“他們寧愿輸掉戰爭，也不愿丟掉選票。”馬歇爾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忿然說道。

　　馬歇爾同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一道前往白宮，請求總統授權并批準他們的擴軍計劃。羅斯福總統用漫不經心的態度迎接他們，這使馬歇爾尤為憤慨。當摩根索匯報完擴軍計劃的說明時，總統好像要以“一笑置之”來對付過去；當摩根索匯報完計劃，請求總統簽字批準時，羅斯福冷冷地說，他不能在這個時候去國會要求這么一筆撥款。摩根索于是建議，可否讓馬歇爾將軍親自到國會跑一趟。總統幾乎是用輕蔑的眼光掃了參謀長一眼，尖刻地說：“你們為什么要上國會山去？讓他們等著就是了。我將提交一份國情咨文。別去，什么也別對他們說。”

　　摩根索在失望中看了參謀長一眼，然后轉向總統：“總統先生，您能否聽聽馬歇爾將軍的意見？”羅斯福用開玩笑的口氣答道：“我十分清楚他要說什么，我毫無必要聽他講。”這時，馬歇爾的臉和脖子開始氣得通紅，他走到總統的椅子旁邊，目光向下，冷靜而嚴肅地說：“總統先生，您能否給我三分鐘的時間？”總統的情緒一下子變了，臉色顯得嚴肅起來，但還是和藹地說：“當然，馬歇爾將軍。”

　　因灰心喪氣，又焦急不安，馬歇爾的嗓音咝咝發響。他超出了規定的時間，一口氣把國際局勢、國家武裝部隊的低劣狀況，以及擴充軍隊所需要的兵員和資金向總統倒了出來。參謀長最后激動地說：“如果您什么事也不管，或不立刻行動起來，我真不知道這個國家會得到什么后果。”

　　馬歇爾說完后，好長時間誰也不吭聲。隨后，總統點頭示意送客，并說：“謝謝您，將軍。”又說了句：“謝謝您，亨利。”總統目送他們離去，當馬歇爾到門口時，總統大聲說道：“對了，將軍，明天再來見我，并把您需要的東西開份詳細清單來。”

　　他們走出白宮時，財政部長摩根索顯得很高興。他祝賀馬歇爾勇敢地面對總統，并說他深信整個計劃或者其中大部分項目將得到滿足。但是，馬歇爾并非如此樂觀。他沒有這樣的把握，因為他對羅斯福總統的了解還不多。

　　其實馬歇爾不必擔心，總統很快批準了他們的要求，只是總統對國會的可能反應還憂心忡忡。馬歇爾催促道：“我知道您能讓他們接受，他們不能逃避。”他親自替總統起草向國會提交的咨文，總統只在文字上作了調整，基本要點沒動。

　　兩天后，羅斯福總統把計劃提交國會批準，并附言說：“過去幾周的情況向我們所有公民表明，美國的要害地區可能會遭到攻擊，……我們必須切實有所準備，不讓這些攻擊達到目的。”總統要求撥款9億美元，還有3億美元的合同批準費。其中2.5億美元是撥給海軍的，而大頭是為陸軍申請的。結果是，沒費多少周折計劃就獲得了國會通過。

　　馬歇爾后來談到這一行動時，總說這一次打破了僵局。1940年五六月份，戰爭的陰云籠罩著西歐，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已被納粹摧垮。人們原以為，法國軍隊是歐洲最強大的，但它稀里糊涂幾周內就被擊垮。6月初，因敦刻爾克的奇跡，英國軍隊才從德國的三面包圍中撤退出來，但幾乎失去了所有的作戰武器。德軍幾乎隨時可以占領地中海海峽和法國北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港口。這一切使美國領導人感到震驚，他們立刻匆匆忙忙地修正自己的軍事和外交觀點。希特勒不再僅僅是破壞歐洲寧靜的一個瘋狂的法西斯獨裁者，納粹的威脅突然間籠罩了西半球。

　　盡管美國國內對戰爭的態度有所改變，但馬歇爾仍小心翼翼地為推動他的擴軍計劃而努力。在此后的一年半中，他常在總統和國會的各種委員會面前露面，為推動陸軍航空兵建設、恢復“募兵制”和推行旨在為盟國提供更多援助的“租借法案”而東奔西走，并逐步取得了進展。1940年夏末和1941年3月，國會分別通過了“募兵制”和“租借法案”，馬歇爾總算松了一口氣。

　　早在1920年，馬歇爾作為潘興將軍的助手，曾參加過有關國防問題的聽證會。現在他借用那時獲得的經驗，以坦率的方式，抓住基本事實要點的本領和拒不卷入黨派論戰的態度，給總統和國會的許多議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通常他都由一位或幾位為他的提案進行基礎研究與論證的軍官陪同前往國會山，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他向陪同軍官詢問細節情況，而重要問題則由他本人闡述，并且他很少看筆記本。久而久之，他已諳熟此道。有些部下認為，他沉著冷靜的舉止獲得的效果更佳。他壓低嗓音如實地通報每一消息，好像是在向委員會成員匯報秘密情報。他提醒議員們需要向歷史負責，從而使他們聽得入迷。他的表演可能是經過精心準備的，但他在國會里的分量，絕不取決于事先準備好的臺詞，或推心置腹的匯報，而在于他向立法者們保證，他所講的都是他再三了解的真實情況，并且他所提的建議都不是為某一政黨服務，而是為國家安全和美國人民的利益負責。

　　對于下一代人來說，他們或許只知道1945年時裝備齊全的美國陸軍和空軍規模有多大，卻不知道1940至1941年期間，馬歇爾面臨的困難有多大。1940年底，馬歇爾本人最確切地描繪了他作為陸軍部隊的首長，其任務有多么艱巨：

　　去年夏天，我們現役陸軍擁有17萬指戰員，56個中隊的作戰飛機，約2500名飛行員，還有兩個小型機械化團。

　　單從組織結構來講，我們的陸軍只有3個不完整的步兵師。從大型組織規模來說，一個基本的戰斗團體應該是以軍為單位的，而我們的陸軍部隊連一個軍也沒有。今天，有50萬人在野外進行緊張的訓練，用不了幾周時間，這個數字將達到80萬。今天已不是3個不完整的步兵師了，而是有18個師正在受訓，很快將再增加9個師。兩個小型機械化團也已發展成一個裝甲軍，內含2個師，每個師約有1.2萬名指戰員……

　　在一年時間里，空軍部隊也從56個中隊增加到109個中隊，飛行員增加到4000名。

　　馬歇爾將軍接任陸軍參謀長職務后，除了為緊急擴軍備戰而東奔西走外，參謀長本人予以關注的其他活動也多得令人咋舌。除了不定期地會見總統、內閣成員、陸軍部長和副部長、大量官方顧問，負責生產、分配和經濟政策的委員會成員以及他的部下之外，他還定期參加制定軍事政策與計劃的例會。他是總統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成員還包括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海軍作戰部部長。他與副國務卿和海軍作戰部部長一道是常設聯絡委員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主要負責西半球的軍事和政治規劃。他還是陸、海軍聯席會議的成員，該聯席會議對需要采取聯合行動的有關事項進行協調。

　　馬歇爾定期地參加陸軍部的部長會議，與會者均是該部各個部門的高級文職和軍事負責人。他本人也在陸軍部召開會議，參加者是幾位副參謀長、負責人事、情報、作戰、供需的參謀長助理和陸軍計劃處的領導。他所接觸的軍官包括各個兵種（步兵、騎兵、野戰炮兵和海岸炮兵）的司令，后勤局局長和行政局局長，以及各軍區司令和國外駐軍的指揮官。隨著空軍和地面部隊的擴充，需要馬歇爾處理的問題與日俱增。到1941年，大約60余位陸軍部和陸軍的軍官可以隨時與參謀長聯系。1940年初，他給一位朋友寫信說，他和同事們感到“十分壓抑”，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在戰爭年代的環境中工作。然而，又經歷和平時期的困難，和令人惱怒的程序的牽制。”他后來承認，1940至1941年是他所經歷的最艱難的歲月。

　　一回到家里，他常常外出騎馬，一邊鍛煉身體，一邊思考問題。夏天一有機會時，他就像其他許多居住在華盛頓這個悶熱地方的人們一樣，與夫人一起悄悄地溜到華盛頓附近的地方，租一條獨木舟在河上慢慢地順流游蕩。在漫長的夜晚，他們常常在幽靜的阿靈頓墓地附近散步。他喜歡飲用威士忌酒配成的淡淡的雞尾酒，但他有一個習慣，即盡量避免參加雞尾酒會和正式晚宴。他和夫人習慣于晚間不安排正式活動，而是從閑聊中得到休息。他喜歡到附近的劇院看電影，尤其是西部片。往往在劇場的燈光暗下來以后，他們抵達那里。他還喜歡晚上閱讀書刊雜志，博覽群書。在他們訂閱的眾多雜志中，他愛看《星期六晚郵報》和《讀者文摘》，他愛讀的書主要是新出版的自傳或歷史書。

　　1939年以前，馬歇爾就養成了早睡的習慣。同其他大人物一樣，他有躺下就能很快進入夢鄉的本事，一切難題全都留待白天再去解決。他不喜歡晚間在電話里談論公事，因此，一般晚飯后他拒絕接電話。晚上所有的公事電話都轉到他的一位部下那里，由這位部下決定是否應該打擾將軍。這種做法毫無疑問使他能在第二天做到精力充沛。

　　隨著戰爭壓力加劇和工作越來越緊張，老朋友之間長談和與年輕軍官的聊天就越來越少。他長期以來形成的沉默寡言、冷漠無情和嚴肅認真的性格此時變得更加明顯。當然，情況并非全都如此，即使在最繁忙的時刻，他也騰出空來會見來訪的老朋友。對弗吉尼亞軍校的同學，在里諾堡結識的朋友，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第1師的老戰友，他的大門一直是敞開的。美國參戰后，他無法擠出時間會見偶爾造訪的不速之客，但曾為潘興將軍服務過的勤務兵或司機只需提及他們為潘興工作過，就被允許進入他的辦公室。

　　他的工作作風一向十分嚴謹。軍官們被叫到他的辦公室匯報工作，要按規定的時間到達，既不需打招呼，也無必要行禮即可就座。正在聚精會神地閱讀文件或信函的將軍，先要閱畢，然后立即抬頭，雙目凝視對方，身體前傾，專心致志地聽匯報，除非講話人使他聽得不耐煩，或提的問題太啰嗦，否則馬歇爾一般保持沉默，直到那位軍官把話講完。他會連珠炮似地提出問題，以了解更多的情況。一旦他的好奇心滿足之后，便立刻結束這次談話，然后轉入下一項公務。

　　馬歇爾將軍身材勻稱，總是軍服合體，但也常穿便裝，這個習慣是他在潘興將軍麾下服役時養成的。他眼光冷靜，眼珠發藍。對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兩眼顯得很溫和，但面對那些讓他不高興的人，則顯得冷酷和嚴厲，令人害怕。每天早上他從車里出來，昂首闊步跨進辦公樓，儼然是一位統帥人物，盡管他自己可能并未意識到這一點。他的動作往往不慌不忙，也很少打手勢，盡管白發已爬上頭頂，代替了原來的棕發，但他仍顯示出旺盛的精力，根本看不出已經59歲。一般情況下，他的嗓音深沉而溫和，但當他糾正一個錯誤，或對不恰當的建議提出質疑時，他會突然放聲咆哮起來。除個別人以外，部下對他是既愛慕，又敬畏。

　　到了1941年，他在默默無聞之中已明顯樹立起權威了。所有與他打過交道的人對他的神態舉止和工作作風都有很深的印象。有一位助手說：“他會使你不遺余力地去工作。”大家一致承認，他們從來沒有感到自己已經把工作做到家了，這是因為馬歇爾總是耐心地期待著，而不是以大聲訓斥，或拍桌大叫的方式去強求大家都能在工作上出類拔萃。

　　馬歇爾為人正直，討厭說假話和故弄玄虛。他不愿卷入任何黨派之中，也不愿當任何人的工具。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后來說：“對于馬歇爾將軍，人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點是他為人耿直，這是他最崇高的美德。”他珍惜傳統價值、良好的聲譽和基本的道德。有了這些，他感到心中坦然。1938年，當他剛到華盛頓時，新聞記者、政治家和許多官兵都發現他專業嫻熟。到了1941年底，人們認識到，他這樣的人為數不多，他能使整個陸軍參謀部甚至華盛頓都運轉起來。處于戰火中的國家十分需要這樣有著遠大抱負和堅定自信心的軍事領袖人物。


　　2. 領導才能


　　作為陸軍參謀長，馬歇爾要與之打交道的人包括總統、國務卿、陸軍部長、參謀部和特種參謀部的參謀人員以及各個兵種的司令官。他統帥著一個龐大的軍事集團，包括4支野戰部隊，9個軍區、戰術空軍、裝甲部隊、港口守備部隊和后勤軍，并通過夏威夷、菲律賓、巴拿馬運河區和波多黎各4個戰區，控制著海外的駐軍及其給養。后來，巴拿馬運河區和波多黎各兩戰區合并為加勒比警衛部隊，并增設了阿拉斯加警衛部隊。馬歇爾上任后不久，很快發現，重疊的管轄權引起了混亂，陸軍部的供給部門常與各野戰軍意見不一。

　　有些“長期形成但不適于一個大國的軍事部門”的許多做法令他不安，比如，負責指揮空軍作戰的空軍指揮部卻不在總參謀部指揮之列。馬歇爾決心在行政組織方面作些必要的調整。1940年，他把空軍指揮部劃歸總參謀部，交給它監督空地聯合作戰的任務。但是，隨著征兵法的通過和繁雜的征兵工作的開始，打亂了這方面的調整工作，各兵種司令部和其他行政機構的徹底改組直到1941年底才逐步完成。

　　作為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不得不身兼數職。他既是總統的軍事顧問，為國家軍事戰略出謀劃策，還是正在擴軍并加緊訓練的野戰部隊的統帥。不管履行哪一職責，他都深信，總參謀部能否高速、高效地運作至關重要。因此，他始終致力于有效地領導和協調總參謀部和所屬各級參謀部的工作，并通過理順行政關系和大膽提拔任用有才干的年輕軍官把參謀部的工作搞得生機勃勃和井井有條。在組織部隊訓練方面，他主要通過他的助手萊斯利·T·麥克奈爾少將實施領導。

　　馬歇爾后來說：“麥克奈爾是位極其精干的軍官，兢兢業業。在參謀學院，他的部下素質好，他本人勞苦功高。”麥克奈爾一再強調“時間緊迫”，寧可訓練時多流汗，戰時才能少流血。他鼓勵那些能干的人，并趕走了那些不合適的人。他強調紀律嚴明，領導堅定。他開了長長的名單，把那些隨時讓馬歇爾調任的軍官一一列出。更重要的是，他不斷向參謀長報告部隊的真實情況，哪些軍官有所作為，可以信賴，可在戰爭中擔任軍或師一級的指揮官。他的正直、勤奮、工作方法、組織才干和敬業精神得到了參謀長的賞識、信任和重用。

　　馬歇爾選中了另一個精明強干的人協助麥克奈爾執行訓練任務，他就是馬克·韋恩·克拉克中校。馬歇爾在溫哥華擔任旅長時結識了克拉克，并喜歡上了他。當時，克拉克是劉易斯堡第3師作戰參謀。他作為1940年初在蒙特雷舉行的陸海軍聯合演習的籌劃者，給馬歇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馬歇爾很快把他調到陸軍參謀學院任職，爾后，又把他調到陸軍參謀部擔任作戰參謀，一年后，克拉克成為麥克奈爾將軍的副手，被授予準將軍銜。

　　除了大膽使用麥克奈爾和克拉克負責訓練工作外，參謀長本人還直接與4支野戰部隊的指揮官聯系。由于他們資深并富有經驗，馬歇爾很尊重他們，并給他們更多的自主權。同馬歇爾一樣，這4位野戰軍指揮官也不是西點軍校畢業生，第1軍的德拉姆中將和第4軍的德威中將都曾經從事文職工作；第3軍的克魯格中將和第2軍的利爾中將是從士兵開始進入陸軍部隊的。他們都參加了美國—西班牙戰爭，除利爾軍長外，他們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海外擔任要職。

　　馬歇爾的空軍首領阿諾德將軍是他于1914年在菲律賓認識的一位老朋友。阿諾德想抓住一切機會向馬歇爾陳述空軍部隊的需求。馬歇爾擔任副參謀長時進行了一次穿越全國的考察，包括視察空軍基地和飛機制造廠。阿諾德指定安德魯斯空軍上校陪同視察。安德魯斯全面細致地介紹了陸軍航空兵的現狀和要求，引起了馬歇爾的高度重視。馬歇爾也很快發現“空軍幾乎在總參謀部沒有代表……總參謀部的軍官對空軍毫無興趣，大部分還反感。”馬歇爾承認，“所有參謀們對空軍部隊采取敵視態度。年輕的空軍官員在國會吵鬧，把形勢攪得一片混亂。他們有理由抱怨，因為他們沒有得到承認，當時的總參謀部對空軍毫無了解。”馬歇爾決定采取行動改變這種狀況，盡管有不同意見，他還是把安德魯斯提為準將，并召到陸軍部任G—3處處長，負責訓練工作。

　　阿諾德后來描繪這一階段的情況時說，“喬治當時將成為發展空軍最有影響的人物。他與別人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有能力消化聽到、看到的東西，并使之成為我們認識的最偉大的軍事天才的一份能力。”

　　1940年，陸軍部G—3處項目軍官庫特少校負責起草把陸軍航空兵的編制擴大到54個大隊的報告。這項擴編計劃在當時看來似乎費用過高，幾乎根本不可能實現。庫特攜帶寫好的報告去向馬歇爾將軍匯報，他掂量著這份計劃會得到哪些贊成或反對的意見。參謀長聚精會神地聽完匯報后只提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只擴大到54個大隊呢？”這使庫特大吃一驚。庫特后來回憶道：“其他人提的意見都是要削減空軍，他們說這個擴軍方案過于具有想象力，超出常識等等，而馬歇爾將軍當場批準了方案。用不著繼續討論，也用不著再爭論。就在當天，該方案成為陸軍部的指示。因此，在1940年，我把所有的功勞歸功于他的遠見卓識和想象力。正是這些使空軍最終從不值得一提的3個大隊發展到286個大隊。”

　　馬歇爾盡量滿足空軍人士一心想建立獨立空軍的請求。他確信空軍在未來大戰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他也不是一味地滿足部下的要求，而是從實際出發，堅持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東西。他認為，當時在航空兵部隊里，軍事院校畢業的軍官還太少，不足以建立獨立的空軍，并相信在這個階段，關鍵是有一支支持地面行動的空軍力量，而不是由空軍獨立行動。據此，他采取了給予空軍更多自主權的政策，比如，給分管空軍的阿諾德將軍在戰爭委員會開會的發言權，并與海軍的部長們一起開會。馬歇爾對阿諾德將軍的信任和佩服程度從來沒有降低過，幾年后，他稱贊阿諾德“始終忠心耿耿。”這是馬歇爾只對他最信任的人才使用的一個頌詞。

　　馬歇爾反復強調要充分利用時間讓地面部隊作好戰爭準備。后來他說：“除了在戰爭后期，我從來沒有看到地面部隊認真訓練過。地面部隊做任何事情都會遇到極其困難的情況，而其他部隊不是那樣。比如，在海軍，我想是由于在艦艇上的原因，在進入一次交戰前，每個人都要洗個澡，穿上干凈的內衣，可以在艦上的床鋪上飽睡一夜的覺。陸軍部隊的情況則正相反。很可能已進行了連續的行軍，有些還是急行軍，人已精疲力竭。官兵全身淋濕，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是下雨天，全身是泥，不得不和衣而睡。在一次戰斗結束之后，很久都沒有機會更衣。

　　已經成為規律，清晨是最需要官兵那至高無上的勇氣的時刻，這時他們又凍得半死地醒來迎戰……所有這些都需要高度的訓練。據我了解，這種訓練程度比任何其他軍種難度都大。”

　　馬歇爾出任參謀長后不久，便飛到波多黎各、夏威夷和巴拿馬等地去視察海外駐軍的訓練情況。回到華盛頓，他利用一切機會留心觀察他的參謀軍官如何克服在計劃和指揮方面的明顯不足。以后，他經常進行旋風式的訪問，只要條件允許，他總是乘飛機。對那些不愿視察部隊的軍官，他就解除他們的職務。在一系列訪問中，他很快改變了下屬司令部接待參謀長的禮儀。他希望能充分利用時間多了解部隊的實際情況，因此，他直率地指出對他的接待不要任何儀式或宴請。他總是耐心聽取各級指揮官親自匯報他們遇到的問題，盡管他每次出訪的時間短暫，不可能什么都看，但他比長期只坐在辦公室里的助手們了解的真實情況更多。

　　馬歇爾走遍全國各地，檢查師一級新兵訓練以及各地機場的飛行訓練情況。每當各軍區地面部隊和空軍進行大規模聯合演習時，他總是親臨演習現場。對新兵來說，訓練意味著在酷熱或嚴寒之中進行數小時煩人的操練；全副武裝地在塵土飛揚或泥濘不堪的道路上行軍；死記硬背成百上千個生疏的武器部件名稱；沒完沒了地擦槍、清洗裝備。除此之外，還常有突然襲擊式的檢查。馬歇爾認為，最難下的命令是要求戰士進行長時間的基礎訓練，“訓練枯燥乏味、耗時、緊張。然而，我們需要進行有效、全面的訓練。否則，往往自戰斗一開始就缺乏紀律性和戰斗力。而且，很難讓士兵認識訓練的必要性。我記得，我找了些專業調查員去實地調查。他們找到受訓的美國士兵，詢問他們對訓練的感想……后來，這些調查人員在前線又找到那些人，他們參加戰斗后表示，雖然當初他們反對一切訓練，……而現在看來當初訓練得還不夠。”

　　當訓練和演習進行得不順利時，馬歇爾首先檢查領導的素質。1940年，他反復認真地研究了一年來在訓練方面存在的問題。他常常回憶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把大批不合格的指揮官送去“犯錯誤。”戰斗打響時，潘興將軍幾乎是發瘋似地尋找合格的軍官去執行戰斗任務。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里，馬歇爾反對在軍官晉升方面論資排輩、壓制人才的做法。現在，他集中精力物色合適的人選去承擔指揮工作。

　　當馬歇爾還是副參謀長時，他就致力于改進陸軍的指揮系統，大膽改革軍官的晉升制度。由于和平時期陸軍部隊最高的專職軍銜是少將，論資排輩的制度決定了總是資歷最深的軍官自然接替最高指揮官的職位，結果，有些接任的將軍只能在這個職位上工作幾個月，甚至幾周就該退休了。具有優秀功績的軍官等到實現晉升的目標時，僅剩下檢閱幾次部隊的時間了。這種制度造成一些平庸的軍官被提拔起來，僅僅因為他們比更能干的同事早幾個月登上論資排輩的階梯。馬歇爾決心改變這種狀況。他回顧說：“我要做到想要誰就能動誰，這樣，他才能拼命地工作。除了兩輛汽車以及為夫人另辟一間衛生間以外，還有其他奔頭。”他得到了參謀長克雷格將軍的支持，并努力做通了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他為4個野戰軍設立了臨時中將軍階。這樣，參謀長可以按照任人唯賢的晉升標準，選用自己看中的人選，這極大地調動了下屬指揮官們的積極性。

　　馬歇爾辦公桌右上方的抽屜里，總是放著那個小黑皮本，他的部下常常懷著極大的好奇心看見他認真地翻閱它，在上面劃掉一個名字，往往挪一個或再補充一個。在他的腦海里和那個小黑皮本上同樣記錄著里諾堡同學、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友、本寧堡步兵學校的軍官和優秀學員、幾十位他在視察軍事演習時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的顧問和老朋友推薦的人的名字，以及那些因功績突出，在寄給他的報告上反復出現的人名。

　　陸軍中流傳著一個關于詹姆士·范弗里特上校（后為將軍）的故事。他的名字與小黑皮本上記載的另一位不能被提拔的上校的名字很相似。每當范弗里特被推薦上去準備提升一級時，他的名字都被劃掉。只是后來在諾曼底登陸戰役中，他表現突出，參謀長才承認是他以前搞錯了：把他壓下來遲遲未予提拔。此后，范弗里特一直很順利，并在朝鮮戰爭期間充任美軍第8集團軍司令。

　　1940年11月，當時的西點軍校校長羅伯特·艾克爾伯格問布萊德雷是否愿意出任西點軍校學員隊長，布萊德雷表示愿意。此時，布萊德雷是馬歇爾手下的參謀，已在華盛頓服務了兩年，他極力想脫離日常文書工作，回到任何一級指揮崗位上去。艾克爾伯格征得馬歇爾將軍的同意后，對布萊德雷說：“祝賀你！馬歇爾將軍剛才已答應了這項請求。”

　　但是，馬歇爾對這項任命仍有想法。一周后，他把布萊德雷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問道：“你真的愿意到西點軍校擔任學員隊長嗎？”布萊德雷答道：“愿意，閣下。這是一個指揮崗位，并且將給我一次機會，去幫助培養那里的軍官。”這時，馬歇爾給了他另一個選擇機會，參謀長說：“我正在考慮把霍奇斯從本寧堡調來擔任步兵司令，你愿意到本寧堡去接替那里的領導職務嗎？”布萊德雷屏住呼吸，說道：“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閣下。”本寧堡步兵學校校長是陸軍軍官們最喜愛的工作之一。布萊德雷后來說：“馬歇爾將軍在通知我之前，已經作出了決定。‘很好，一俟霍奇斯調到華盛頓來，我就派你去’。”1941年初，這項調職付諸實現，同時，布萊德雷的軍銜由中校晉升為準將。

　　另一個在事業上得到馬歇爾培養的軍官是艾森豪威爾。據艾森豪威爾后來說：“馬歇爾將軍最瞧不起為個人名利鉆營升遷的人。一天，我們正在談論著什么，他告訴我，曾有一個人來看他，他已為這個人安排了一個不錯的職位。但這個人進來后，就對馬歇爾講了自己應該得到提升的種種理由，按此人的看法，提升他是完全必要的。馬歇爾說他的臉幾乎氣得發青了。‘我告訴他，’馬歇爾說，‘請注意，在這場戰爭中得到提升的人將是指揮人員和能挑重擔的人，參謀人員是不會得到提升的。’

　　突然，馬歇爾轉向我說，‘現在你的情況就是這樣。我偶爾得知喬伊斯將軍想讓你到他那里擔任師長，克羅伊格將軍告訴我，他隨時都樂意給你一個軍。唉！這實在是太糟了，你是一個準將，而且你還將是一個準將，沒什么可說的。’我對參謀長說：‘將軍，您弄錯了，我根本不在乎您的提升和您提升我的權力。您是把我調到這里工作的，我并沒有對您說過我是否喜歡這項工作，我只是努力盡我的職責’。艾森豪威爾接著說：‘我站起身來，離開他的辦公室。不知為什么，我又掉過頭去，發現馬歇爾面帶微笑。我知道我這樣做像頭蠢驢’。”

　　艾森豪威爾回顧說：“你知道，從那天起，他便開始提拔我。哦，不是在那一天，是在十天之內。他親自給參議院寫報告，請求把我提升為少將。他說在美國陸軍中設立的作戰部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參謀位置。他說我是一名指揮官，我做的工作是調兵遣將等等。這是他的明智之舉。此后不久，他決定派我去英國，當他派我去那里時，他給我加了一顆星，接著又加一顆。”

　　基于過去的經驗，馬歇爾非常重視年輕軍官的培養和任用，他描述了指揮美國人的困難，“他們的特征是個人主動性強，獨立思考，這使他們可能成為最出色的士兵。但如果沒有好的領導，也可能成為一個缺陷。美國士兵機智、敏捷，但在逆境下，也可能會有爆炸性和破壞性，除非領導機智果斷，并能完全贏得所有部下的尊重。”他接著說道：“在那長期、艱苦、無目的等待和反復行軍中，在極其困難、疲憊和孤獨的日日夜夜里，領導者的任務顯得最為艱巨。在那種環境里，一位真正的領導者必須能克服困難，嚴守紀律，堅持訓練。”

　　然后，馬歇爾簡短地談道，他期望畢業的軍官和資歷深的軍官都具有警惕性和主動性的素質：“由于你沒得到關于這樣做或那樣做的具體指示，就表現出被動和無所作為，那是一個嚴重的缺點。”他要求大家在陸軍任職的頭三個月內工作要出色，管好一支大部隊的一個小單位，這支部隊的質量、紀律和前程離不開他們的領導。為了使大家認識到一位真正領導的任務艱巨，他說無論這個團體大小，它的失敗只能歸罪于領導的無能。他最后提醒大家：“記住，真正的偉大領導者能克服一切困難，戰役和戰斗沒什么了不起，只是存在一系列需要去戰勝的困難。缺少裝備、食品，缺這缺那，都只是借口。領導者的真正勝利在于不管境況多么惡劣，他都能夠戰勝它。”


　　3. 禍起珍珠港


　　自1939年9月歐洲戰爭爆發以來，馬歇爾一直用冷靜、嚴格的軍事邏輯注視著事態的發展，并全力以赴地推動緊急擴軍計劃付諸實施，爭取一切時間加緊訓練部隊，以做好充分的戰爭準備。

　　但是，1941年夏季，孤立主義者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以制止美國卷入戰爭。他們在全國各地召開會議，并集中力量在華盛頓國會中展開了爭取議員的攻勢。他們判定美國似乎正被卷入戰爭中去，他們發現，羅斯福總統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已經商討了對付納粹潛艇在大西洋造成威脅的共同計劃；以馬歇爾為首的美國軍事首腦已經同英國人交談過協同作戰的秘密計劃；他們確信美、英雙方已經心照不宣地同意美國不久即將參戰。與此同時，美國艦艇已經在通往歐洲的航線上同納粹交了火。

　　反戰運動決定，一定要開展一場殊死斗爭，來制止政府的各項備戰計劃。經過多次戰略會議，他們決定集中力量反對馬歇爾的擴充陸軍計劃。一年前，他們曾竭力阻止國會通過1940年征兵法案但未能成功，而現在一年已滿，陸軍要想保留其應征士兵，并再征召一批新兵，惟一的辦法是請求國會投票批準征兵法案予以延長，因此，這次必須奮起阻攔。

　　盡管反戰運動來勢兇猛，但政府還是勝利了，這實屬險勝。延長征兵法案的動議一直勝負未卜，最后僅以一票的多數獲得通過。然而，馬歇爾還沒來得及松一口氣，他的擴軍計劃又受到新的威脅，使他重新坐臥不安起來。這次威脅來自完全沒有料到的地方——盟國。

　　英國人和蘇聯人對美國全面征兵將對他們產生的影響感到惶惶不安，因為美國要是全面擴充軍隊，就需要增編大量武器裝備，這樣，就必然會大大減少他們根據“租借法案”正在獲得的武器和給養。就軍備而論，美國工業生產能力還不能滿足國內外緊迫的日益增長的需求。毫無疑問，美國實行全面擴軍計劃，其陸軍和航空兵部隊將優先得到武器裝備，這樣，英國人和蘇聯人就會因美國國內擴軍而蒙受其害。無論如何，必須設法制止美國擴軍計劃的實施。

　　這場運動聲勢日盛。1941年底，《紐約先驅論壇報》刊登了一篇引入注目的文章：《為保持較小的陸軍進一言》。此文出自當時最有影響的專欄作家之一沃爾特·李普曼的手筆，文章寫道：

　　明確決定縮減陸軍，集中力量加強海軍、航空兵和執行租借法案，所有公眾的懷疑和政治上的混亂，以及所有思想上的莫衷一是，都將一掃而空……今天就致力于建立一支強大的陸軍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不識時務。它干擾了我們的租借法案和海軍政策。事實上，它是造成當前陸軍內部不滿的基本原因，一個重大禍害，破壞了全國團結，引起了公眾不滿，從而給顛覆分子以可乘之機，并削弱了我國的防御手段，即租借政策和海軍政策。我認為，看來是要作一次外科手術——縮減陸軍兵力從而提高其效率。

　　馬歇爾見此不禁愕然。當時陸軍兵力不足90萬人。他計劃在年底擴充到170萬人，并且確信不久還將大大超過這一數字。在他看來，提出縮減而不是擴充陸軍無異于蓄意破壞。他把這次破壞歸咎于英國人，相信是他們對李普曼施加了影響。于是，馬歇爾把他們叫來，斥責他們使用卑鄙手段，詆毀美國陸軍的質量和作用。他警告他們：“如果他們不停止這種勾當，他將出面予以揭露，公開示眾。”英國人在受到適當警告之后答應今后不再搞鬼。

　　李普曼文章中特別激怒馬歇爾的一點是，文章暗示美國陸軍已經發展過大。而就在此文發表時，盡管征兵法案已經實施一年，美國陸軍卻只有一個步兵師作好了參戰準備，陸軍航空兵則只有兩個轟炸機中隊和三個戰斗機大隊可以投入戰斗。馬歇爾十分清楚，即使擴軍計劃得以順利進行，到1942年4月，美國也只有三個步兵師、一個裝甲軍、七個轟炸機大隊和七個半戰斗機大隊能夠做好參戰準備。而納粹德國僅在蘇聯展開的兵力就比美軍大50倍。“我們不能參戰，因為我們沒有做好參戰準備。”馬歇爾對他的作戰計劃人員說。

　　在美國國內掀起反戰運動的同時，蘇聯莫斯科已岌岌可危，而英國人即將丟失中東和蘇伊士運河，英國的生命線危在旦夕。在遠東，日本人已侵占中國大部地區，其海軍正在太平洋擴張，威脅著美國的勢力范圍。在1941年最后幾個月里，對美國來說，戰爭幾乎一觸即發，馬歇爾將軍意識到，美國即將不可避免地卷入戰爭。

　　至少有三件事使他作出戰爭不可避免的結論。

　　首先，德、意、日三國于1940年底簽署了所謂的“鋼鐵盟約”，保證任何一個締約國“在受到目前尚未參與歐洲戰爭或中日戰爭的某國攻擊時”將相互支援。這里的某國顯然是指美國，盡管他們強調只有在締約國遭到“攻擊”才提供援助，但馬歇爾知道，對這句話完全不可置信。根據納粹的說法，1939年是由于波蘭“進攻”德國才爆發戰爭的。

　　第二，日本和蘇聯簽署了為期6年的互不侵犯條約，這就意味著蘇聯將不介入日本在太平洋地區進行的任何戰爭。

　　第三，1941年夏天納粹德國侵入蘇聯。在德軍逼近莫斯科以及蘇聯很可能要亡國的情況下，日本的稱霸野心隨之增長。他們已經開進印度，正在中國步步進逼。不要多久，他們就將信心十足地來對付美國了。

　　事實表明，馬歇爾將軍的戰略判斷是對的。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馬歇爾將軍的秘書迪恩少校正在辦公室為參謀長準備一份材料，突然，迪恩抬頭看見一名海軍士兵揮動著一張薄紙沖進屋來，他看得清上面用鉛筆潦草地寫的幾個大字：“珍珠港被襲。并非演習。”

　　珍珠港位于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島的阿胡島西部，東距美國西海岸2090海里，西距日本3200海里，是美國在太平洋上的主要軍事基地，也是美國和遠東、西太平洋之間的海上交通要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1940年5月，美國為了遏制日本的擴張，將太平洋艦隊從美國西海岸轉駐珍珠港。基地內軍事設施完善，并有大型修船廠和油庫等重要設施，是美國支援太平洋地區作戰的主要后勤基地。

　　日本海軍的這次行動是美國歷史上遭受損失最大的一次突然襲擊。結果，美軍傷亡近4000人，4艘戰列艦，2艘輔助艦被擊沉，另有4艘戰列艦、3艘巡洋艦、3艘驅逐艦、2艘輔助艦嚴重受損，總計249架各種作戰飛機被擊毀。因當時幾艘航空母艦沒在港內才幸免于難。美軍大型修船廠和油庫可能因日本人計劃不周或行動倉促而幸免被炸，盡管如此，美國太平洋艦隊已大傷元氣。

　　珍珠港事件使美國人感到震驚，毫無疑問，日本已向美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落到了美國人的頭上。

　　特雷弗·杜普伊上校在一篇題為《珍珠港：誰之過錯？》的文章中斷言：“如果沒有領導上的過失——在某些方面，由于種種原因，珍珠港事件這個重大悲劇就不可能發生。”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嚴峻挑戰：在珍珠港悲劇中，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將軍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多大程度上是屬于陸軍參謀長領導的失敗？自珍珠港遭受襲擊以來數十年間，為了查明這場慘禍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官方至少進行過8次詳細調查，其中時間最長的一次調查是由國會組織的，記下的數據、證詞、結論和介紹共達39卷。對這次事件的討論和確定責任屬誰的嘗試顯然很廣泛。國會的調查研究詳盡無疑，其基本結論如下：

　　實際上，每個人對日本襲擊珍珠港的艦隊都感到意外。然而，華盛頓和夏威夷的軍官們曾充分意識到遭受突然攻擊的危險；他們認識到至少日本有用這種方式攻擊珍珠港的可能性。他們得到的情報充分證明：戰爭迫在眉睫。

　　報告中還寫道，華盛頓當局曾預先警告過夏威夷司令部，但那里的指揮官們沒有依據這些警告去認真履行其職責。1941年11月24日，馬歇爾將軍就曾通知駐夏威夷的陸軍司令沃爾特·肖特中將，美日外交關系惡化，來自日本的戰爭威脅已經明確，要求他把計劃采取的措施迅速上報。不幸，肖特中將采取的惟一具體步驟，只是注意了對日本人可能進行的內部破壞活動予以防范。

　　在這次事件中，馬歇爾的領導，在一個方面是可以受到批評的，即對肖特將軍為對付美日可能發生戰爭的危險而采取的應變措施，沒有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指示。然而，即使這種指責成立，也很難令知情的人信服。1941年時，馬歇爾的責任非常繁重，他予以關注的問題實在太多，他必須授權給他的部下，否則，他是難以應付日益繁重的方方面面的工作的，因為他是人，不是神。當一個人指揮著千軍萬馬，而且還必須關注全球戰略時，他不可能做到事必躬親和無微不至。況且，事件發生前的情況也的確錯綜復雜。

　　1941年12月6日星期六下午，日本東京外務省給日本駐華盛頓使館發出預報，說一份內容有14部分的重要電報即將發出，將由大使在以后指定的時間遞交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要求使館人員立即做好準備。美國譯電人員截獲并破譯了這份電報，并于當日下午向包括陸軍部在內的有關部門報告了此事。馬歇爾后來說他不記得有人曾給他看過這份電報，確實，公文正本上沒有他閱過的標記。

　　當日傍晚，華盛頓譯電人員截獲了東京發出的分為14部分的電報中的前13部分，以及東京通知日本大使館有關第14部分電報將于7日凌晨發出的指示。這部分電報十分重要，其內容已清楚地表明日本方面已經拒絕美國的所有建議，意味著美日外交關系已經破裂。陸軍參謀部值班參謀魯弗斯·布拉頓上校攜帶電報的副本去馬歇爾家向他匯報，不巧將軍不在家。布拉頓上校等了一會兒，最后不得不把電報帶回辦公室，把它鎖在保密柜里。

　　羅斯福總統在晚宴結束時收到了這份電報，他看完后說道：“這就是說要開戰了。”他抓起電話找斯塔克海軍上將，得知他正在劇場里，就決定等第二天早上再同他聯系。

　　12月7日星期天凌晨。破譯員收到了從東京發出的電報的第14部分，上面寫道：“日本政府不得不遺憾地通知美國政府，鑒于美國政府的態度，它不能不認為，已不能通過進一步談判達成協議。”并指示日本大使，要他在12月7日下午1時整，把照會全文遞交美國國務卿，然后把他的最后一臺密碼機毀掉。

　　陸軍參謀部布拉頓上校接到這份電報大為震驚，天哪！這就是宣戰啊！華盛頓的7日下午1點，正是夏威夷時間7日早晨7點，而在菲律賓剛剛天亮。現在是上午9點，離最后時限只有4個小時了。他急忙抓起電話撥通馬歇爾將軍家里，接電話的勤務兵說將軍騎馬去了，布拉頓讓勤務兵轉告將軍，說參謀長一到家就讓他親自開車趕到辦公室來。

　　上午10點30分，馬歇爾將軍才到達辦公室。他看完了電文，馬上起草了一份電報，并要工作人員馬上把電報發給太平洋戰區所有陸軍司令部。電文如下：

　　日本人將于今日東部時間下午1點遞交可視為最后通牒的照會。他們并已奉命立即銷毀密碼機。

　　我們尚不明白此時間是何含義，但務望隨時進入戒備狀態。

　　此時，離最后時限還有1小時40分鐘。電報發出前，馬歇爾打電話給斯塔克海軍上將，談了事態的緊迫性，并說他已起草了一份電報，是否可以同時通報給太平洋海軍司令部。斯塔克將軍同意在電報盡處加上“通報海軍。”

　　按正常情況，這份電報將在30分鐘內發送完畢，但由于通訊線路出了毛病，無法接通夏威夷的陸軍司令部，最后，只好使用普通商用電報線路。結果延誤了時間，珍珠港慘遭突然襲擊，美國太平洋艦隊遭到一頓痛打。

　　事后有人指責說，馬歇爾遵照羅斯福總統的命令，本來就沒有打算把日本進攻珍珠港的威脅通知夏威夷的陸軍和海軍司令。其推測的理由是，羅斯福想要日本進攻珍珠港，把我們卷入戰爭。但在以后大量的官方調查中，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實這種指責能夠成立。

　　珍珠港事件，像林肯遇刺、肯尼迪總統遭暗殺等重大歷史事件一樣，美國人很可能要花幾代人的時間去探索。關于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其中有多種因素，迥非尋常。


　　4. 人事選擇


　　在珍珠港事件中，美國太平洋海軍遭到重大打擊，損失慘重，但它在軍事上的影響并非僅限于此。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憑借其優勢的海、空力量加緊了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張。

　　不久，美國遠東戰區司令麥克阿瑟指揮部所在地菲律賓遭到日本人的封鎖和包圍，那里的局勢令人擔憂。馬歇爾感到眼下難辦的是沒有那么多優秀軍官來協助應付日益緊張而繁雜的局勢，這也是他自擔任參謀長以來傷透腦筋的問題之一。隨著美國處于戰爭狀態，缺乏軍官的問題就變得更加尖銳起來。

　　馬歇爾到陸軍部后不久，就著手整頓軍隊。第一步是查閱他手下高級軍官的檔案，記下了一大批需要退役的人員。那倒不是因為他們不稱職，而是因為他們年事已高，都是在軍事思想上死抱第一次世界大戰經驗不放的老戰士。現在到了該把他們清理出去，把比較年輕和更具清新思想的人吸引進來的時候了。他向總統遞交了一份建議立即予以退休的將軍名單，當此項建議獲批準時，他表示他本人在清理工作完成后辭職。他畢竟也是個老戰士了，是被他辭退的多數人的同齡人。他明確表示，到了61歲這個年紀，該是讓路給更具有才識、更年輕的班子，以應付美國當前面臨的嚴峻挑戰的時候了。

　　總統派人來找馬歇爾，告訴他總統根本不考慮馬歇爾的辭職問題。總統認為，他的辭意并非出于真心，只有愚蠢的政客才老是辭職，高級軍官是不會這樣的。馬歇爾對羅斯福總統認為他要求辭職是在裝樣子的想法感到不快，堅決地表示自己當真要辭，甚至提出了一個適合接替他職位的軍官。此后，馬歇爾收到白宮一封口氣更加堅定的回信，告訴他再別提辭職的事，即使再提也不會同意。

　　在此期間，他需要一些精力充沛、富有才華和比較年輕的軍官充當他的助手或擔任部隊指揮官，協助他處理那些棘手的軍事問題，找遍全國陸軍兵營，這樣的人的確不多。然而，他的小黑皮本上卻記著陸軍中相當一部分優秀軍官的名字。此時，他想起了兩個人，一個是艾森豪威爾，另一個是喬治·巴頓。

　　巴頓少將在一次演習中指揮第2裝甲師，他指揮有方，堅決果斷，而且大膽自信，給馬歇爾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就認識了巴頓，當時，巴頓在西線接管第一批坦克。他性情急躁，大膽潑辣，全然與馬歇爾的風格不同。巴頓喜歡全副武裝，炫耀自己。然而，馬歇爾不僅喜歡他，而且欽佩他。他在小黑皮本上喬治·巴頓的名字后面寫上：“喬治能帶領部隊赴湯蹈火，但要用一根繩子緊緊套住他的脖子。一有裝甲部隊就交給他指揮。”

　　馬歇爾把提升艾森豪威爾和巴頓的推薦書送了上去，并很快得到批準。艾森豪威爾被任命為陸軍參謀部作戰計劃部副部長，巴頓則在裝甲部隊的指揮崗位上進一步得到提升。

　　珍珠港事件后大約一星期，艾森豪威爾就奉命到馬歇爾參謀長辦公室報到。馬歇爾知道艾森豪威爾在菲律賓任過職，當過麥克阿瑟的副官，了解遠東情況。現在，他要這位新任副部長協助他解決麥克阿瑟正遇到的難題。參謀長簡要地給艾森豪威爾講了菲律賓群島日趨絕望的最新形勢，然后問他：“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作戰方針？”艾森豪威爾要求給他一點時間來仔細思考一下。馬歇爾叫他過幾個小時后再來。

　　艾森豪威爾回來時顯得很冷靜。他向參謀長匯報了自己的想法：不管那里的情況怎樣，應盡一切努力援助麥克阿瑟將軍，但這要突破日本人的嚴密封鎖才行。他懷疑，那里的部隊恐怕堅持不了多久。最后他說：

　　“我們的基地應該設在澳大利亞。”他的意思是最終放棄菲律賓。但馬歇爾卻不想輕易放棄那里，希望通過盡力援助能夠堅守菲律賓要塞，這也正是麥克阿瑟和羅斯福總統的一致想法。

　　在以后的三個月中，馬歇爾將軍使用信任、現金、指令以及廣泛授權等手段，竭盡全力組織援助，但能夠突破日本人的封鎖線而送到麥克阿瑟手上的援助物資卻很有限。管日本人在菲律賓群島的登陸戰中不斷推進，但麥克阿瑟表現得勇敢頑強，在補給嚴重不足和形勢危急的情況下仍堅持奮戰。

　　隨著菲律賓群島局勢的不斷惡化，馬歇爾轉而催促麥克阿瑟放棄堅守，撤到澳大利亞。盡管麥克阿瑟不肯這么做，仍堅決表示將同守備部隊共存亡，馬歇爾不愿看到這種結果。不管麥克阿瑟多么傲慢自負和令人討厭，他畢竟是一位杰出的軍事指揮官，而大平洋地區未來的作戰需要由這樣的人來指揮。如果他陣亡或被俘，失去他實在可惜，盟軍防御也將受到災難性的打擊，日本人將在心理上獲得一個勝利。在馬歇爾將軍的再三督促下，麥克阿瑟突出包圍，撤往澳大利亞。

　　鑒于麥克阿瑟的勇敢表現，馬歇爾將軍努力說服總統提升他為四星上將，給這位遠東戰區司令官頒發榮譽勛章。馬歇爾親自起草嘉獎令，并積極向總統建議，在未來戰爭中讓麥克阿瑟出任太平洋戰區盟軍司令。

　　馬歇爾為麥克阿瑟作了種種努力，卻沒能從他本人嘴里得到一句感激的話。“麥克阿瑟以為我們出賣了他，”馬歇爾后來說，“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兒。情況使這件事非常非常難辦。”

　　在菲律賓處于困境的同時，夏威夷也遭到日本人的攻擊，盡管這兩次災難的損失不如珍珠港那么沉重，但馬歇爾認為，這是整個戰爭期間他所經受的最慘痛的打擊。當時和他談過話的人都沒有看到他表現出驚慌失措的樣子。

　　馬歇爾也許回想起潘興將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艱難歲月中講過的一句話：“我決不允許自己表現出憂慮沮喪的樣子，以免使我的參謀人員喪失信心。”然而，他難以對馬歇爾夫人隱瞞自己的情緒。有天晚上，凱瑟琳注意到馬歇爾的臉色極為陰郁，以前她只是在他心情沮喪時才看到過這種表情。孤獨沉默的馬歇爾沒有提到那些悲劇，也不想交談，而是默默地走進了自己的臥室。凱瑟琳知道這是他心情沉重的表現，可又想不出說點什么幫助他。馬歇爾夫人后來寫道：“我走過他的門口，進了自己的臥室。”

　　如果說馬歇爾以及同他一起在華盛頓共事的那些人尚能自持的話，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卻做不到這一點。整個西海岸處于一片恐懼和流言的騷動之中。有報告說日本人已接近西海岸，無知的揣測演化成了想入非非。總統和陸軍部接到了潮水般涌來的請求，呼吁提供更多的軍隊和防空火炮保衛太平洋沿岸城市，馬歇爾深感局勢更為繁雜和緊迫，他必須投入到更為繁忙而有效的工作之中：為麥克阿瑟指揮的遠東部隊增派援軍；向美國西海岸調動部隊；征募短缺的人手和設備；協調軍種之間的關系以及盟國之間的軍事事務……

　　實際上，陸軍與海軍的關系正面臨著考驗。由于海軍參謀長斯塔克上將對珍珠港事件負有責任而受到處分，被降為美國海軍派駐英國皇家海軍的聯絡官，馬歇爾與斯塔克三年愉快合作的局面宣告結束。接替斯塔克職位的是一位更難對付的歐尼·金海軍上將。

　　歐尼·金的性格和習慣，與馬歇爾將軍迥然不同。盡管“他們都喜歡漂亮女人，但情況有所不同，馬歇爾一見到漂亮女人便覺得心神爽快，而金一看到富有誘惑力的女人就要動手。金婚后生有六女一子，他的妻子瑪蒂在婦女中常被稱作是‘長期受苦’的配偶之一。他不僅追求女色，還是個酒鬼……”但他的確很有毅力，以后竟然改掉了自己的弱點。在技術方面，金上將是位難得的精通全面航海技術的優秀軍人。在軍事思想方面，他有自己的一套作戰思想：“戰士只靠躲避，只靠抵擋敵人的攻擊打不了勝仗”，“勝利要靠進攻，不斷進攻，為了能夠不斷地進攻，即使挨幾下狠揍也在所不惜。”

　　像多數海軍官員一樣，金一心想為恢復海軍的威信而有所作為，渴望把仗打到日本去，來洗雪珍珠港的恥辱。然而，美國和它的盟國目前準備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歐洲。因此，馬歇爾就必須說服這位同事心甘情愿地同陸軍合作，以顧全大局，同自己一起來制訂目前打敗德國和意大利而不是日本所需的復雜計劃。

　　其實，金海軍上將倒主動登門拜訪了。他決定去陸軍部向馬歇爾將軍作一番自我介紹，并進行一次非正式交談。他忽略了事先通知馬歇爾他要去，而以為一走進馬歇爾的辦公樓，副官就會認出他并立即稟報。他不知道，陸軍部的工作方式和海軍部大不相同。

　　“我的接待室在我辦公室過道對面，”馬歇爾后來說，“由一位年輕婦女負責。我特意不在那里放一個身著軍服的副官，因為我要同許多文職人員打交道，……因為每天有許多國會議員來訪，我認為最好不要用鐵板著臉的軍人做接待工作。……結果，金上將前來看我，我并不知道，所以就在接待室里由這位婦女接待了。是呀，他是海軍首腦，你到海軍部他的辦公室時，會有一位海軍副官前來歡迎你，彬彬有禮地引你去見他。事情做的很合乎禮節，也很有效率。可是，這里卻由一位年輕婦女來接待海軍上將，而且沒讓他馬上見到我。”

　　當時，馬歇爾正在門廳對面同一位怒氣沖沖的澳大利亞部長談話。談話結束后，他才得知金海軍上將曾經來過，等著見他，后來憤然離去了。馬歇爾毫不猶豫，抓起帽子，急忙趕到海軍部金的辦公室。沒等對方表示歡迎，馬歇爾就開始向金解釋為什么讓他久等。他接著說：“將軍，我認為這很重要。要是在戰爭一開始，您我就爭吵起來，那么不知公眾會怎樣來議論我們呢？他們連一分鐘也容忍不了。我們不能相互斗氣。我們可得想法搞好關系。”

　　金繃著臉一聲不吭，長時間盯著他，然后突然放松下來，“有勞您大駕光臨，您真是寬宏大量了。即使我們合不來，也可以互相走走嘛。”他停了一下。接著說：“我們能合得來。”

　　然而，后來還是出現了幾次“非常惡劣的斗氣。”1942年春，馬歇爾說服他的海軍同僚，同意成立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涉及有關兩個軍種的問題和制定聯合作戰計劃。聯席會議由四人組成，其中包括馬歇爾和金。第三名成員是海軍的威廉·萊希海軍上將，他不是金的朋友，同羅斯福總統交情很深，而且非常欽佩馬歇爾。第四位成員是馬歇爾的副手——陸軍航空兵的首腦阿諾德將軍。幾個回合的討論之后，金表示他愿意服從美、英兩國確定的戰略重點——集中力量于歐洲首先打敗納粹，但有一個附加條件，即海軍必須有所行動以確保及早打垮德、意、日法西斯。馬歇爾真正擔心的并不是美國軍界有人扯皮，而是盟國會不會從中作梗。事實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

　　1941年12月，美、英兩國首腦在華盛頓首次舉行戰時會議。會議期間，馬歇爾就發現英國人態度猶豫，他們似乎并不希望盟軍過早地在法國登陸。1942年6月，馬歇爾飛往倫敦，同英國人商談未來的作戰計劃。當英國首相丘吉爾聽完馬歇爾介紹1942年進攻歐洲的“鐵錘行動”計劃后，微笑著向馬歇爾舉起酒杯說：“我完全同意這一計劃。”馬歇爾此行似乎大功告成了。其實，英國人并沒有認真聽取他的計劃，他們另有打算，而馬歇爾竟信以為真了。

　　當馬歇爾高興地回到華盛頓，著手制訂制造登陸艦艇和訓練艦艇操作人員的計劃時，英國人的注意力卻集中在中東地區。英國軍隊在中東西部沙漠被隆美爾指揮下的納粹機械化兵團打得一路敗北，退回埃及，開羅和蘇伊士運河受到了嚴重威脅。在遭到如此挫敗的情況下，誰還會考慮渡海登陸作戰呢？此后不久，丘吉爾再次來到華盛頓。英國人反復強調中東地區的重要性和那里局勢的嚴重性，他們堅持認為，當前應集中力量進攻法屬北非，而不是渡海登陸作戰。

　　馬歇爾大吃一驚。以后，他在同盟國打交道方面就更為老練得多了。但這一次，他的確被英國人隨隨便便背信棄義的行為大為激怒。他進行了反擊。他重新改寫了艾森豪威爾起草過的一份備忘錄，并在金海軍上將和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的支持下，于1942年7月10日給總統呈送了如下信件：

　　如果美國不能堅定不移地全力執行“博勒羅”計劃（橫渡英吉利海峽集結兵力計劃），轉而到任何其他地方作戰的話，我們堅決主張轉向太平洋，給日本以毀滅性打擊。換言之，除空襲外，對德國采取防御態勢，而將全力轉向太平洋。

　　這正是金海軍上將希望馬歇爾講的話。但總統猜得對，馬歇爾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過是出于意外的斗氣。總統本人有時也難免意氣用事，但他不允許他的部下任性使氣。羅斯福總統清楚不過地明確表示，他要美國部隊和英國盟友并肩戰斗，并希望能在大選前實現。


　　5. 軍政之間


　　美國軍隊歷來的傳統是軍官和政治完全分離，軍官在政治爭論中不站在任何一方，不競選公職，經常不投票。馬歇爾和多數職業軍官一樣，對政治抱有一種冷漠和鄙視的態度。但他逐漸發現，軍事和政治常常難以分開，當他認為是正確的軍事判斷被政府當局忽視或否定時，他很難同他們妥協。

　　1942年初，美、英兩國在關于未來作戰的會談中做出決定，美國必須在當年采取進攻行動。但是，馬歇爾將軍精心制定的進攻歐洲的作戰計劃被無限期地推遲了，主要是因為丘吉爾不相信美軍進攻歐洲的準備能如期完成，他堅持認為，按馬歇爾的計劃行動不可能取得成功，一旦失敗，將對今后的戰爭努力產生致命的打擊。此時，美國大選即將開始，羅斯福總統希望美軍能盡早投入進攻，以便對他連任總統起到積極作用。這兩位領袖在會談中決定于1942年進攻北非，代號為“火炬行動。”

　　美國軍界多數領導人強烈反對這項決定，他們仍希望于1943年進攻歐洲。他們認為，在英吉利海峽彼岸打擊德軍，是盡快打敗納粹的最佳途徑。而“火炬行動”將把力量投向一個非決定性的戰略方向，造成力量分散和兵力消耗，必然進一步推遲進攻歐洲的行動。馬歇爾和陸軍參謀部盡可能地提出反對意見，但是，美、英兩國首腦已經決定進攻北非，政治上的理由是很明顯的，政治終將決定軍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總統不顧他的軍事顧問的反對，完全自作主張的事情不多，這件事是其中之一。決定之后，馬歇爾將軍和他的參謀軍官們，開始忙于按照總統的命令制訂和完善進攻北非的戰役計劃。

　　盡管馬歇爾從一開始接受這項任務就很勉強，但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他還是全身心投入到這項工作之中。在制訂“火炬行動”計劃期間，美、英雙方計劃人員就進攻地點和進攻方式爭論不休，白白浪費了幾個星期的時間。英

上一篇：第一章 不懈攀登

下一篇：第三章 再膺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