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萬剛報道 在防治“非典”的過程中，一些科技含量較高的口罩、防護服都是從美國、日本等國家進口的，從這樣一個小事物上可以看出我國預防醫學研究的落后，一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醫學家日前痛心地說。

當史無前例的SARS病毒襲來的時候，最受考驗的就是國內的防疫體系。突然襲來的SARS為何給我國的防疫體系打了個措手不及?78歲的北京大學著名醫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夔表示，新中國成立后借鑒前蘇聯的模式我國建立了較完備的流行病防疫體系，包括防疫站體系和農村與“赤腳醫生”伴隨的合作醫療系統，消滅了血吸蟲病、霍亂等流行病。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規模流行病得到消滅和控制，我國流行病防疫體系逐漸被忽視，“赤腳醫生”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也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資料顯示，長期以來由于補償機制不足，國家財政支出在衛生事業費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長久的“營養不良”使國內的防疫機構在SARS面前顯得很脆弱。1991年我國政府預算中的衛生事業費占22.8%;社會支出占38.4%;居民個人支出占38.8%;到2001年，政府預算中衛生事業費支出降到了15.5%;社會支出降到了24.0%;居民個人支出增長到了60.5%。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投入不足滯緩了全民防疫系統的建設，影響了衛生防疫系統處理重大疫情和突發事件時的應變能力。

與“赤腳醫生”這個歷史名詞相伴隨的農村合作醫療體系，曾給農民提供了最初級的醫療衛生保障，并被一些國外專家稱贊為“開創了發展中國家人口大國較好解決了農村衛生問題”的“中國模式”。但是，1998年，衛生部進行“第二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顯示，全國農村居民中得到某種程度醫療保障的人口只有12.56%，其中合作醫療的比重僅為6.5%。雖然這個數字比上世紀80年代末的4.8%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與70年代的90%以上的合作醫療覆蓋率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對于公共衛生來說，難以用市場之手來解決。我國的公共衛生事業投入非常少，農村醫療條件落后，疾病預防體系脆弱，帶來很多隱患。SARS給我們以觸動，政府需要承擔起責任，應調整公共財政政策，讓公共衛生問題回到政府解決的軌道上來。

王夔還指出，在傳染病問題已經解決的認識下，我國預防醫學研究重點也從流行病轉移到了腫瘤、血管病等慢性病的研究上，從而使防疫系統得不到醫學科學的支持。此次防治“非典”中大量口罩、防護服沒有起到應有的防護作用，結果還要進口大量高科技的同類產品。

在科學出版社出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編輯的自然科學學科發展戰略調研報告——《預防醫學》一書中，關于我國預防醫學的現狀是：“在預防醫學研究上創新性成果少，人才結構不合理。預防醫學研究涉及許多非醫學專業，而目前從事預防醫學研究的研究人員絕大多數是醫學專業人員。”同時，“我國預防醫學面臨的挑戰十分嚴峻。以控制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為主的第一次衛生革命的任務尚未完成，而以預防由不良生活方式引起的非傳染病為主的第二次衛生革命的任務已接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