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悖論：阿里在打假上肯定是有瑕疵的，但如何改變國際大牌的“傲慢與偏見”，僅靠“苦練內功”顯然又是不夠的。這就不能不提到兩個背景：一是技術去原罪化，二是打假國家化。有關第一點， 不妨說個小故事：上世紀70年代，美國環球影視城起訴日本索尼，原因是索尼的錄像機使消費者可以很方便地錄制電視節目，這極大影響了權利人的利益。這個官司一直打到美國最高法院，最終，法院以微弱多數判決索尼勝訴。試想，若判決反過來，估計錄像機就不會鋪天蓋地在家庭出現了。由此可見，從趨勢上看，技術及科技的發展，確實讓侵權變得更容易，但這本身不是技術與科技的問題，權利人永遠才是打假 的第一責任人。文段主要想傳遞的信息是( )
A、技術與科技發展本身不會造成侵權C
文段是“分—總”的結構，文段開頭指出阿里打假僅靠練內功還不夠，接著舉了索尼勝訴的例子來論證，“由此可見”引出結論，即侵權不是技術和科技的問題，權利人才是第一責任人，體現了權利人的重要性，是文段想要傳遞的信息，C項是對這一內容的同義替換。A項表述不明確，技術與科技不會造成侵權，造成侵權的是人，沒有突出文段重點，排除。B項針對的是開頭內容，是話題的簡單引入，不是重點，排除。D項是文段中間用來論述的例子，不是文段的重點，排除。因此C項當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