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是一個文章選本，“觀止”本于《左傳》記載季札在魯國看樂舞時贊美的話：“觀止矣!”這個選本是清朝吳楚材、吳調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選定的，它備受讀者喜歡是有原因的。
第一，一般說來，它體現了比較進步的文學主張。古代的選本，梁朝蕭統的《文選》也很著名。那時的文學主張，認為哲理散文和歷史散文都不能入選。《文選》除詩歌外，選的主要是駢文，是一種講究辭藻、對偶、聲律的文章。唐朝韓愈起來提倡古代的散文，稱為古文，用來反對駢文。這種主張是進步的。《古文觀止》正是貫徹了韓愈以來的古文家的主張。
第二，一般說來，入選這個選本的文章豐富多彩，思想性和藝術性是比較高的。自從韓愈提倡古文以后，古文的選本在《古文觀止》前早已有了，像宋朝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選錄《左傳》《國語》到唐朝末年的作品，《古文觀止》的選文從《左傳》開始，就是本于《文章正宗》。不過真德秀是道學家，他用封建倫理的眼光來選文章，忽略了文章的藝術性，所以他的選本不受歡迎，《古文觀止》所選，像先秦的歷史散文《曹劌論戰》《魯仲連義不帝秦》，表現當時人的智慧和品德；兩漢文《治安策》和《出師表》，反映出當時政治上的重大矛盾，表現出作家的遠見和忠誠；唐文《捕蛇者說》，深刻暴露封建統治者“苛政猛于虎”的罪惡；宋文《岳陽樓記》，通過不同景物的描寫來表現“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精神……這些名篇，都是古今傳誦。
這個選本所選文章的豐富多彩，也表現在文章的體制上。選本也選了幾篇韻文、駢文。嚴格講起來，古文跟駢文是對立的。但就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講，古文由散體趨向駢體，再由駢體回復到散體，完全不選駢體，就看不出這種變化來。
第三，這個選本的編選體例也有它的好處。蕭統的《文選》分很多門類，煩瑣不堪；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古文部分分辭令、議論、敘事三類。《古文觀止》不分類，按時代先后排列。從中可看出古代文章演變的跡象。這個選本得以廣泛流傳，跟它的篇幅也有關。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命令編選《古文淵鑒》，稱為御選。用皇帝的名義來刊行，卻不能廣為流布，這跟它用真德秀的體例有關，也跟篇幅有關，它有六十四卷，篇幅太多了自然不易推行。
以上三點，當是此書能廣泛流布的原因。不過此書也有缺點，約略說來如下：一、編者識力不高。像李陵《答蘇武書》，歷來都疑為后人偽托，此書也加選錄。還有宋朝人論歷史人物的文章，往往抓住一點發議論，并不能夠真正考慮當時歷史的全面情況。這類文章也選多了。二、不免受到八股文的影響。選文所選《史記》，像《伯夷》《管晏》，這些傳記議論多而不致力于刻畫人物。編者選這些是看中它們的唱嘆和轉折，反而把最好的文章漏掉了。
下列關于原文內容的理和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請簡要概括本詩所表達的思想感情。（6分）
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將文學作品同冰山類比，他說:“冰山在海面移動很莊嚴宏偉，這是因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本小說正是只描寫了這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請據此簡要說明本小說的情節安排及其效果。
把實物當作原物的傾向，在美術史領域根深蒂固。事實上，實物并不等于原物，我們需要對美術史中“原物”的概念進行反思，對美術館藏品的直覺上的完整性提出質疑。這種反思和質疑并不是要否定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們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發揮藏品作為歷史材料的潛在意義。一旦美術史家取消“實物”和“原物”之間的等號，他們就必須認真考慮和重構二者間的歷史關系。這會引導他們發現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問題，其核心就是美術的“歷史物質性”。
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圖》的淵源，提出這幅卷軸畫原來是北宋宮殿一套建筑畫中的一幅。鄧椿《畫繼》記載，他祖上被賜予一個宅子，他父親被任命為提舉官時，朝廷派遣一個中官監修這所宅第。一天，鄧椿的父親看到裱工用“舊絹山水”擦拭桌子，他拿過來一看，發現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說：“昔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繼位后，易以古畫，退入庫中者不止此爾。”鄧父請求徽宗賞賜這些“退畫”。徽宗答應了，并派人把廢棄的郭熙壁障整車拉到鄧宅。這個記載透露了宋神宗時期皇宮中“一殿專背熙作”的狀態，這應該是郭熙創作《早春圖》這類大幅山水時的狀態。因此，任何討論這幅畫的構圖、功能以及觀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須首先重構這種原始狀態。這也就是說，目前人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圖》只是這幅畫的“實物”而非“原物”。也許有人會說：如果研究者的關注點是郭熙的筆墨技法的話，這種研究則似不需要。但是筆墨離不開觀看，而觀看必然和繪畫的形式和空間有關。
鄧椿的記載還引導我們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即郭熙繪畫的“歷史物質性”甚至在徽宗時期就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從形式上說，這些畫作從建筑繪畫轉變為卷軸畫；從空間上說，它們從皇宮內的殿堂進入了私人宅第。從功能說，它們從宣揚皇權的政治性作品轉化為私家收藏中的純粹山水畫；從觀賞方式上說，它們從要求“遠觀”的宏大構圖轉變為鼓勵“近視”的獨幅作品。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歷史物質性”的轉換并非是少數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軸畫可能在它的流傳和收藏過程中并沒有發生形態上的重大變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蓋上圖章、寫下題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這類操作全面系統化之后，即使是形狀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
那些表面上并沒有被改換面貌的藝術品，因為環境、組合和觀看方式的變化，也會成為再造的歷史實體。一面原來懸掛在墓室天頂上代表光明的銅鏡被移到了美術館的陳列柜里，和幾十面其他同類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現銅鏡的發展史。一幅“手卷”變成了一幅“長卷”，因為觀眾再不能真正用手觸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賞移動的場景……所有這些轉化都可以成為美術史研究的課題，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動機和創作，而是它的流傳、收藏和陳列——它的持續的和變化中的生命
（摘編自巫鴻《實物的回歸：美術的“歷史物質性”》）
1．下列關于原文內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確的一項是（3分）
把實物當作原物的傾向，在美術史領域根深蒂固。事實上，實物并不等于原物，我們需要對美術史中“原物”的概念進行反思，對美術館藏品的直覺上的完整性提出質疑。這種反思和質疑并不是要否定這些藏品，恰恰相反，它們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發揮藏品作為歷史材料的潛在意義。一旦美術史家取消“實物”和“原物”之間的等號，他們就必須認真考慮和重構二者間的歷史關系。這會引導他們發現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問題，其核心就是美術的“歷史物質性”。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圖》的淵源，提出這幅卷軸畫原是北宋宮殿一套建筑畫中的一幅。鄧椿《畫繼》記載，他祖上被賜予一個宅子，他父親被任命為提舉官時，朝廷派遣一個中官監修這所宅第。一天，鄧椿的父親看到裱工用“舊絹山水”擦拭桌子，他拿過來一看，發現竟是郭熙的作品。那位中官說“昔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繼位后，易以古畫，退入庫中者不止此爾。”鄧父請求徽宗賞賜這些“退畫”。徽宗答應了，并派人把廢棄的郭熙壁障整車拉到鄧宅，這個記載透露了宋神宗時期皇宮中“一殿專背熙作”的狀態，這應該是郭熙創作《早春圖》這類大幅山水時的狀態。因此，任何討論這幅畫的構圖、功能以及觀看方式的文章都必須首先重構這種原始狀態。這也就是說，目前人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圖》只是這幅畫的“實物”而非“原物”。也許有人會說:如果研究者的關注點是郭熙的筆墨技法的話，這種研究則似不需要。但是筆墨離不開觀看，而觀看必然和繪畫的形式和空間有關。鄧椿的記載還引導我們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即郭熙繪畫的“歷史物質性”甚至在徽宗時期就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從形式上說，這些畫作從建筑繪畫轉變為卷軸畫；從空間上說，它們從皇宮內的殿堂進入了私人宅第；從觀賞方式上說，它們從要求“遠觀”的宏大構圖轉變為鼓勵“近視”的獨幅作品。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歷史物質性”的轉換并非是少數作品的特例。一幅卷軸畫可能在它的流傳和收藏過程中并沒有發生形態上的重大變化，但是各代的藏家在上面蓋上圖章、寫下題跋，尤其是乾隆等帝王把這類操作全面系統化之后，即使形態未改但也是面貌已非。那些表面上并沒有被改換面貌的藝術品，因為環境、組合和觀看方式的變化，也會成為再造的歷史實體。一面原來懸掛在墓室天頂上代表光明的銅鏡被移到了美術館的陳列柜里，和幾十面其他同類器物一起展示，以呈現銅鏡的發展史。一幅“手卷”變成了一幅“長卷”，因為觀眾再不能真正用手觸摸它，一段一段地欣賞移動的場景…所有這些轉化都可以成為美術史研究的課題，這些研究所探求的不再是一件作品的原始動機和創作，而是它的流傳、收藏和陳列——它的持續的和變化中的生命。（摘編自巫鴻《實物的回歸:美術的“歷史物質性”》）下列關于原文內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