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是一個文章選本，“觀止”本于《左傳》記載季札在魯國看樂舞時贊美的話：“觀止矣!”這個選本是清朝吳楚材、吳調侯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選定的，它備受讀者喜歡是有原因的。
第一，一般說來，它體現了比較進步的文學主張。古代的選本，梁朝蕭統的《文選》也很著名。那時的文學主張，認為哲理散文和歷史散文都不能入選。《文選》除詩歌外，選的主要是駢文，是一種講究辭藻、對偶、聲律的文章。唐朝韓愈起來提倡古代的散文，稱為古文，用來反對駢文。這種主張是進步的。《古文觀止》正是貫徹了韓愈以來的古文家的主張。
第二，一般說來，入選這個選本的文章豐富多彩，思想性和藝術性是比較高的。自從韓愈提倡古文以后，古文的選本在《古文觀止》前早已有了，像宋朝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選錄《左傳》《國語》到唐朝末年的作品，《古文觀止》的選文從《左傳》開始，就是本于《文章正宗》。不過真德秀是道學家，他用封建倫理的眼光來選文章，忽略了文章的藝術性，所以他的選本不受歡迎，《古文觀止》所選，像先秦的歷史散文《曹劌論戰》《魯仲連義不帝秦》，表現當時人的智慧和品德；兩漢文《治安策》和《出師表》，反映出當時政治上的重大矛盾，表現出作家的遠見和忠誠；唐文《捕蛇者說》，深刻暴露封建統治者“苛政猛于虎”的罪惡；宋文《岳陽樓記》，通過不同景物的描寫來表現“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崇高精神……這些名篇，都是古今傳誦。
這個選本所選文章的豐富多彩，也表現在文章的體制上。選本也選了幾篇韻文、駢文。嚴格講起來，古文跟駢文是對立的。但就中國文學史的發展講，古文由散體趨向駢體，再由駢體回復到散體，完全不選駢體，就看不出這種變化來。
第三，這個選本的編選體例也有它的好處。蕭統的《文選》分很多門類，煩瑣不堪；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古文部分分辭令、議論、敘事三類。《古文觀止》不分類，按時代先后排列。從中可看出古代文章演變的跡象。這個選本得以廣泛流傳，跟它的篇幅也有關。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命令編選《古文淵鑒》，稱為御選。用皇帝的名義來刊行，卻不能廣為流布，這跟它用真德秀的體例有關，也跟篇幅有關，它有六十四卷，篇幅太多了自然不易推行。
以上三點，當是此書能廣泛流布的原因。不過此書也有缺點，約略說來如下：一、編者識力不高。像李陵《答蘇武書》，歷來都疑為后人偽托，此書也加選錄。還有宋朝人論歷史人物的文章，往往抓住一點發議論，并不能夠真正考慮當時歷史的全面情況。這類文章也選多了。二、不免受到八股文的影響。選文所選《史記》，像《伯夷》《管晏》，這些傳記議論多而不致力于刻畫人物。編者選這些是看中它們的唱嘆和轉折，反而把最好的文章漏掉了。
下列關于原文內容的理和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須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 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于時，至于超遷，是所不愿。” 遂為郎。累遷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后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復。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效祀必赦至此時兇愚之輩復生心于僥幸矣遂從之。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咨，必反為所責矣。”于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為贈，謚曰簡。（節選自《晉書·王彪之傳》）
下列對文中畫波浪線部分的斷句，正確的一項是
在下面一段文字橫線處補寫恰當的語句，使整段文字語意完整連貫，內容貼切，邏輯嚴密。每處不超過10個字。
為了保護自己，變色龍經常換上與環境接近的顏色。人們對此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看法，以為變色① ，就可以變成什么顏色。其實，②。蜥蜴類動物的皮膚變色③;，溫度和光線是其決定因素，而且每種蜥蜴能變什么顏色也是固定的
把文中畫橫線的句子翻譯成現代漢語。（1）又減價集常平米，多作馕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2）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
青花瓷發展的黃金時代是明朝永樂、宣德時期，與鄭和下西洋在時間上重合，這不能不使我們思考：航海與瓷器同時達到鼎盛，僅僅是歷史的偶然嗎？從歷史事實來看，鄭和下西洋為青花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歷史契機。近三十年的航海歷程推動了作為商品的青花瓷的大量生產與外銷，不僅促進技術創新，使青花瓷達到瓷器新工藝的頂峰，而且改變了中國瓷器發展的走向，帶來了人們審美觀念的更新。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沒有鄭和遠航帶來活躍的對外貿易，青花瓷也許會像在元代一樣，只是中國瓷器的諸多品種之一，而不會成為主流，更不會成為中國瓷器的代表。由此可見，青花瓷崛起是鄭和航海時代技術創新與文化交融的碩果，中外交往的繁盛在推動文明大交融的同時，也推動了生產技術與文化藝術的創新發展。
作為中外文明交融的結晶，青花瓷真正成為中國瓷器的主流，則是因為成化年間原料本土化帶來了民窯青花瓷的崛起。民窯遍地開花，進入商業化模式之后，幾乎形成了青花瓷一統天下的局面。一種海外流行的時尚由此成為中國本土的時尚，中國傳統的人物、花鳥、山水，與外來的伊斯蘭風格融為一體，青花瓷成為中國瓷器的代表，進而走向世界，最終萬里同風，成為世界時尚。
一般來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而時尚興盛則是社會快速變化的標志。因此，瓷器的演變之所以引人注目，還在于它與中國傳統社會從單一向多元社會的轉型同步。瓷器的演變與社會變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使我們對明代有了新的思考和認識。如果說以往人們所了解的明初是一個復興傳統的時代，其文化特征是回歸傳統，明初往往被認為是保守的，那么青花瓷的例子，則可以使人們對明初文化的兼容性有一個新的認識。事實上，與明代中外文明的交流高峰密切相關，明代中國正是通過與海外交流而走向開放和進步的，青花瓷的兩次外銷高峰就反映了這一點。第一次在亞非掀起了中國風，第二次則興起了歐美的中國風。可見，明代不僅是中國陶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時期，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轉型時期。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成功推動了中國瓷器從單色走向多彩的轉型，青花瓷以獨特方式昭示了明代文化的演變過程，成為中國傳統社會從單一走向多元的例證。（摘編自萬明《明代青花瓷崛起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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