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母后大人原名叫江曉鳳，她年輕時做事火辣，就像百慕大三角，擁有著強大的磁場，所以身邊的熟人，無論男女老少都熱乎乎地喊她“江姐”。在外雷厲風行的江姐，在家卻總扮演著賢妻良母的角色，于是相較于別家的“獨裁專制”，我家一直實施“三權分立”的制度（前提是我沒有犯錯被剝奪權利），民主的江姐總是在有限的范圍內給予我最大的自由。

蕪湖到湘西，顛簸的1000多公里，是我和江姐的第一次出門遠行。我背著包走在前面，她滿臉興奮地跟在后頭。火車窗外，一路山清水秀，層巒疊嶂，江姐拿著她像素八百的手機連拍了好多張，還自鳴得意地來來回回翻看許多遍。我摸著已經冷透的“康師傅”無奈地對她說：“媽，吃面。”她給我削蘋果時，我隨便翻了一下她視為珍寶的照片，發現全部都沒有對焦。

湘西地偏，我們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擠上去學校的汽車。剛下車，江姐雙腿一軟，直接癱倒在車站。暈車加上水土不服，她上吐下瀉了整整3天。

湖南人無辣不歡，腸胃不好的江姐卻是半點辣都吃不得，我跑了好幾條街才買來一碗清湯面，胃早就吐空了的她把面條吸得直響。我看著眼前頭發蓬亂的江姐覺得她不該是這個樣子，她應該永遠像她曾經那樣精明干練，在辦公室里指點江山。

半個月前，江姐毫不猶豫地辭去了高薪工作，跋山涉水陪我來湖南讀大學。為了省錢，她在我學校旁租了一間“全裸”式房子，里面什么也沒有，唯一的家電是她從房東那里買來的一臺二手空調。“你的寢室沒有空調，夏天熱得不行了就過來睡。”

我看著她脫下黑白職業裝穿上圍裙，蹲在地上擦瓷磚的樣子覺得別扭極了。

江姐來湘西后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語言障礙，她一個人逛菜市場、購物、鍛煉身體，性格爽利的她十分想融入跳廣場舞的大媽們，可是別人地道的湘西話總讓她找不到邊兒，處于“失語”狀態的她很痛苦。

2

江姐把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廚房。她隔三岔五地就往我的寢室跑，變著花樣送來雞蛋燉銀魚、芥菜圓子、鹵水板鴨等家鄉菜，極大滿足了我和室友的五臟廟。

不到半年，江姐的包里塞滿了這里的超市購物卡、兌換券還有車票。湘西是山城，交通不發達，連高鐵也沒有。中途回家的江姐只得凌晨坐火車去長沙，在車站等到深夜再坐高鐵到合肥，第二天中午下車后，再在半個小時內狂奔到汽車站坐車回家。

我一直覺得上帝放倒了時光的卡帶，18年后才想起翻過面兒來。

很多年，我有關江姐的記憶都是一片空白。小時候，家里生活很拮據，債臺高筑。我被干媽接回了家，她在客廳裝了一道推拉門，隔出一小塊地方給我做房間。我在那個小小的空間里度過了童年、少年、青春期，而我成長時所有的表情，江姐只能靠電話猜測。

后來，我才知道那些年江姐在服裝廠縫扣子、小餐館洗碗、擺地攤。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把錢攢著寄給干媽供我讀書。晚上，她還拖著酸軟的身子去夜校考各種證，才換來之后光鮮體面的工作。

3

可我終究辜負了江姐的付出。高考成績出來后，我的分數勉強夠上外省的一所二本大學。錄取通知書寄到后，江姐盯著封面上紅彤彤的“吉首大學”4個字，問我：“吉首在哪？”“在湖南。”她拿出地圖說：“你點給我看看。”我指著貴州和湖南接壤的那條線：“大概在這附近。”

江姐突然就哭了，第二天，江姐便在劉哥的支持下，果斷辭去工作，大包小包的和我一起來了湖南。

搬進出租房的第一天，江姐激動地睡不著。她反復地說：“平時你得住學校，和同學處好關系，周日回來就行。”我輕輕“嗯”了一聲。

半夜我睡醒，瞥見江姐正靠在床頭打毛衣。她戴著老花鏡，雙手生疏地捋毛線，好半天才在針頭繞一圈，小橘燈散發著柔柔的光。這只出現在小學日記本里的場景，卻在我的18歲上演。我心酸得厲害，把頭埋在被子里，很小聲地嗚咽。

雖然她遲遲才來報道，但懷揣著數不盡的愛與溫柔，晚些又有什么關系呢？

4年，174張車票，來回三萬多千米。從不出遠門的江姐用腳步為我走出一幅地圖。她放棄追逐自己的天南地北，只想用滿滿的愛，陪我去湖海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