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常書鴻和他的敦煌情緣

塞納河邊的“邂逅”

父親與敦煌的結緣，源于1935年在塞納河邊的一次“邂逅”。

那一天，父親從羅浮宮出來，按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習慣，順便溜達到塞納河邊的舊書攤。在美術圖片部，他不經意發現了一套由6本小冊子裝訂而成的《敦煌圖錄》。

這套《敦煌圖錄》是1907年伯希和從敦煌石窟中拍攝來的。以前在羅浮宮，父親總是為西方繪畫中的人物驚嘆不已，這是他第一次認識到，來自故鄉的藝術同樣生動有力。父親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站在舊書攤前一直看到暮靄時分。書攤主人告訴他，還有許多彩色的敦煌絹畫資料，就在不遠的吉美博物館。

第二天一大早，父親就趕到吉美博物館。那里展覽著伯希和1907年前后從敦煌盜來的大量唐代大幅絹畫。其中最精彩的，是7世紀敦煌的佛教信徒們捐獻給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經》，早于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佛羅倫薩畫派鼻祖喬托700年，早于油畫創始者佛拉蒙學派的大師梵愛克800年，早于法國學院派祖師波森1000年。父親第一次意識到，拿早期的西洋藝術與敦煌石窟藝術相比，無論在時代上還是在藝術表現技術上，敦煌藝術更顯出先進性。

父親后來曾經說：“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畫家自居，言必稱希臘、羅馬的人，現在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自責數典忘祖，真是慚愧至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

敦煌的召喚

父親那時已是在法國取得桂冠的東方畫家，完全可以在法國過一種舒適而優裕的生活。但站在這些來自祖國的藝術瑰寶前，父親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終生創作的源泉，內心深處有一個聲音在召喚著他回祖國、去敦煌。

1936年，父親終于坐在了返回祖國的火車上。但因那時西北政局不穩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國立藝專教書。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內大亂，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奉命南遷，他和學校、畫界的同仁們決定一起南下。

父親一路從北平逃難到武漢、長沙、貴陽，直到重慶。父親在長沙和貴陽都遭遇了日機轟炸，他的全部財產和作品成了灰燼。

1942年，時任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極力推動對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護，在他提議下，政府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父親被推選為籌委會副主任。

守護敦煌

父親在到達敦煌的當天，就顧不上休息，對敦煌做了初次巡視。在名震世界的藏經洞前，他百感交集。父親晚年常對我說，那時，他面前滿目瘡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在心里默默地說：我既然來了，就要保護你。

生活雖然艱辛，但洞窟編號、內容調查、美術臨摹卻都在緊張進行中。因洞中幽暗，沒有照明器材，他們臨摹壁畫時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舉小油燈，一手執筆，照一下，畫一筆。臨摹窟頂畫時，頭和身子幾乎成了直角，時間一長，就會頭昏腦漲甚至惡心嘔吐。為了搞清畫中內容，父親強迫自己學經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對照。就這樣，到1948年，父親帶領研究所完成了《歷代壁畫代表作品選》等十幾個專題，共臨摹畫800多幅，為敦煌資料的調查、積累打下了堅實基礎。

當時沒有人力，缺乏經費，他們要自己搭腳手架，修簡易棧道。進洞子要連爬帶跳，從危欄斷橋上匍匐前進。有一次，父親和另兩個同事到莫高窟最高層第196窟時，梯子倒了，他們被困在洞中，上不著頂下不著地。父親本想從崖頭爬上山頂，但站立不穩，差一點摔下去。手中的記錄卡片飄飄蕩蕩落到了崖下，像一大片上下翻飛的蝴蝶。幸好有同伴到山下拿了繩子來，從山頂吊下去，才一個一個地把他們都拉到了山頂。

1943年，張大千離開莫高窟時，半開玩笑地對父親說：“我們先走了，而你卻要在這里無窮無盡地研究保管下去，這是一個‘無期徒刑’啊！”

抗戰勝利后，思鄉心切的同事們紛紛回了故鄉，研究所只剩下父親和兩個工人。父親覺得，越在這時研究所越不能撤，人一離開，此前所付出的諸多努力將徹底付之東流。1946年，由于政府經費斷絕，父親返回了重慶。他一邊奔走于各個部門為保護敦煌游說，一邊再次為敦煌招兵買馬。父親還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了《從敦煌近事說到千佛洞的危機》一文，向國人展示敦煌藝術，也呼吁社會各界人士對保護敦煌寶庫的工作給予支持。

夜夜敦煌入夢來

1948年在南京、上海舉行敦煌藝術品展覽時，父親將所有的臨摹品都寄到南京展出。之后因內亂，那些作品寄存在上海的姨媽家。1949年，國民黨教育部部長朱家驊手諭令父親把東西運到臺灣，并讓父親跟他一起走。父親卻毫不猶豫地立即把畫分送到親戚家，人立即返回了敦煌。新中國成立后，父親又把那些珍貴的臨摹品運回研究所。這是因為父親在此之前接觸過共產黨，他對共產黨并不恐懼。更重要的是，父親早已把自己的命運和敦煌聯系在一起，離開敦煌，便等于放棄他的生命。

1950年，我在敦煌皇慶寺過去喇嘛住的禪房出生，父母為我取名“嘉煌”，但3歲時便被父母先后寄養在北京的外祖父家、上海的姨媽家和杭州的大伯家。因為父親不在身邊，我在學校經常受欺負。一次我很傷心地問老師：“小朋友們都欺負我，是不是因為我是敦煌人？”老師說：“你不能這么想，你父母在敦煌做很偉大的事業！”

1968年，中蘇關系非常緊張。研究所離中蒙邊境線只有幾百公里，于是不斷疏散人員，父親也給內地的朋友寫信向他們“托孤”。父親一邊寫一邊問我：“孩子，看過《冰海沉船》嗎？”我說：“看過。”父親又說：“如果有一天敵軍打了過來，我就要像那位船長一樣，和敦煌一起毀滅。”這句話深深地烙在我心里，讓我意識到，敦煌對于父親如同生命般重要。

“文革”一開始，“敦煌”這個名詞已經成了我們家痛苦和悲傷的根源。

即使在那個最冷酷的年代，父親也曾感受過來自敦煌普通人民的愛。1968年的深秋，父親被命令看守果園。一天，他正在午睡，朦朧中看見有個人跪在他面前，一個老農民兩手捧著兩個拳頭大的西瓜說：“我從鄉里走來，你是敦煌的恩人，雖然現在被打倒，但是我們老百姓忘不了你。”父親含淚跪著接受了這個老農民在炎熱的戈壁步行30里帶來的兩個西瓜。

后來韓素音訪華，向周總理提出要見父親，父母因此被釋放。1979年，父親重新領導研究所。

但父親的心一直在敦煌。離開了敦煌就等于把他的生命之根拔掉了，他內心十分苦悶，給別人寫信都稱自己“客寓京華”。父親在家中掛了好幾個鈴鐺，微風一吹，叮叮當當，他就感覺自己又像是回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聆聽大佛殿的風鈴聲。他無數次寫過這樣的話：“夜夜敦煌入夢來……”

1994年，90歲的父親躺在病榻上，我俯身對父親說：“爸爸，嘉煌去敦煌！”因為氣管被切開，父親已經不能講話。他只是盯著我看，眼淚順著眼角緩緩流下……

父親去世的一瞬間，在場的人都哭了。我覺得，在走向天國的父親面前我不應該痛苦，因為我分明感到我已經接過了父親傳給我的接力棒。只是在以后的12年中，我沒有想到，這個接力棒是那么沉重，這條傳承之路是那么漫長。9年后，母親去世前，我對母親說：嘉煌不會離開敦煌。

父親去世后，骨灰安置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二年，母親和家人按照父親生前“死了也要廝守敦煌”的遺愿，將其中部分骨灰埋在莫高窟舊居院內父親種植的兩棵梨樹中間，他的墓碑正對著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著趙樸初送他的5個字：“敦煌守護神”。這正是他的畢生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