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我去湖南衛視錄了一期《非常靠譜》，汪涵主持，節目做得雅俗共賞，妙趣橫生，雖然是午夜檔，收視率不太風光，但仍是評價很好的節目。

我去的那天，節目環節設置得比較豐富，除了四位常設嘉賓外，每個環節都會根據內容的推進請一些其他相關的講述嘉賓或表演嘉賓。一個下午一連錄了兩場，第二場將近尾聲的時候，請上來一位老先生。

這位老先生是四川一個專門搜集稀奇姓氏并編纂成冊的人，帶著他厚厚的兩部作品上臺展示。按照編導最初的設計，他應該是講個五六分鐘就退場，然后節目就圓滿結束了。因為是錄播，到最后剪輯出來也許他這段不會超過1分鐘。但老先生熱情很高，竟滔滔不絕地講了40多分鐘。觀眾以及臺上的其他嘉賓都已經興致全無了，他卻還沒有結束的意思。更少見的是，一向以“控場”見長的汪涵也沒有打斷他的意思，反而在很多本可以收住的地方又拋出新問題，引得老先生又說了一大篇。

最終錄完節目已經是晚上7點多，比預計時間晚了一個小時。汪涵設宴款待我們，席間我問他：“那位嘉賓講得并不精彩，內容也無甚出奇，你為何容他講了那么久？”

汪涵淡然回答：“老先生年紀那么大了，這也許是他這輩子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電視了，我為什么不讓他徹底開心一次呢？成本多么低廉，只不過是40分鐘的時間而已。”

那一刻我非常動容。我是主持人出身，在我初入行時，老師或前輩都會把“控場能力”，特別是“控制時間的能力”作為考量一位好主持人的重要指標。但汪涵讓我懂得，所謂的“控場能力”，不過是“術”，成就他的，其實是極大的包容與善意，即在節目里自然流露的人文情懷，這是“道”啊。前者可以造就一位合格的主持人，后者卻可以使之成為最卓越的那部分人。

再來說說柴靜，去年4月，我在北京國際電影節組委會工作，負責聯絡媒體，安排采訪。各大媒體競相追逐的采訪對象，是《泰坦尼克號》和《阿凡達》的導演卡梅隆。柴靜和她的《看見》團隊也向組委會遞交了采訪申請，但沒被批準。原因之一，是因為《看見》是一個年輕的欄目，不如央視2套的《對話》品牌成熟，也不是《世界電影之旅》《第l0放映室》這樣的專業電影欄目；二是因為這個節目的播出時長是40分鐘，但卡梅隆方面只能提供30分鐘的受訪時間。

這兩個理由十分充分合理，柴靜團隊也表示理解。但他們一直沒有放棄努力——卡梅隆抵京的那天，柴靜告訴我們：自從得知卡梅隆住在東方君悅酒店之后，他們就在該酒店的同一層開了一個房間，而且一開就是好幾天，為的就是看看能不能爭取到一點點采訪卡梅隆的機會。？組委會深受感動。恰好在卡梅隆接受專訪的前夜，原定專訪他的另一家電視媒體自身出了一點兒意外，無法完成采訪。這個難得的采訪機會，就這么順理成章地交給了柴靜的團隊。那天的采訪非常順利、愉快，卡梅隆最后破天荒地聊了50分鐘，臨走還豎起大拇指對他們說：“今天這位女記者極其專業！”

成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一天就可成就的。在“技巧”和“練習”之外，“名嘴”之所以成為“名嘴”，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們性格中與生俱來的某些特質。比如自然流露的善良，比如永不放棄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