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工作，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對于繼承和發(fā)揚我國幾千年的優(yōu)秀文化，對當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對造福于子孫千秋萬代，其價值都不可低估的，近幾年來，在中央領導同志親切關懷下，這項工作已經制定規(guī)劃，撥給專款，組織人力，正扎扎實實地進行中。

整理古籍涉及的面十分廣泛，許多問題有待探討。這里僅就其中字形問題，談點一得之見，聊表獻芹之意。

（一）

整理古籍，除了影印善本書、手稿之外，都有一個如何處理字形的問題。校點本固然要對古籍中的字形，根據本書前后文字或不同版本文字以及他書引文，逐一校勘，下一番甄別、取舍的工夫；注譯本也不能回避這個問題。提高性質的專著，固然要講究字形，做到一字不茍；通俗讀物，哪怕是選入小學語文課本的幾首詩，也要甄別字形，馬虎不得。

古籍中字形問題之所以復雜，是因為：

第一，漢字在漫長的發(fā)展過中，不斷演變，出現(xiàn)了紛繁復雜的情況。從甲骨文、金文、大籀、小篆、隸書到楷書，字體的演變，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字形。即使是后期的楷書，從漢末至今，在近兩千年的使用中，又有繁體字、異體字、通假字、古今字以及避諱字等等的區(qū)別，給字形帶來種種分歧。同一個字往往有好幾個不同的形體，例如：“丘”可以寫作“邱、坵、 ”，“回”有四種寫法，“畝”字的形體多達七種。這里僅僅是說楷書的不同字形，還不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籀、小篆、隸書以及行書、草書等的不同寫法。

第二，古籍在長期輾轉抄寫，反復翻印的過程中，又有不少字形的變異。別字姑且不論，單是錯字，就有偏旁的脫漏、誤植，筆畫的錯訛、變形，不勝枚舉。這也就是為什么古籍，即使是善本書需要進行校勘的原因之一。道理自明，無庸贅述。

如何處理字形分歧問題呢？一九六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出版社事業(yè)管理局公布了《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作為統(tǒng)一鉛字字形的范本，并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重鑄銅模，廣泛推行。經過好幾年的努力，逐步扭轉了報刊出版物中紛然雜陳的字形分歧。這是一種進步的，可喜的現(xiàn)象，其業(yè)績是不可磨滅的。

不過，這份字形表只規(guī)范現(xiàn)代漢字的字形，表前的說明指出：“至于排印古籍和科技書籍的，以及人名地名里的罕用字的字形，有待以后逐步整理，另行公布。”采取這種謹慎態(tài)度，本無可非議。只是“有待”一待就是二十年，未免太久了。在當前古籍整理的密鑼緊鼓中，不能再等待了。這個問題宜列入議事日程，給予以認真的解決。

（二）

解放以來，在有關部門和專家們的努力下，處理古籍中的字形問題，摸索出不少成功的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大體上，在下列方面基本解決或接近解決，但有的問題仍值得進一步研究。

關于避諱字 避諱字是封建時代因避諱改易文字而產生的。從秦漢開始到清末以前，古籍中遇當代帝王或所尊者之名，忌諱用原字，而采取改字、空字、缺筆的辦法回避。有的甚至不惜改變前人的姓名、官名、地名、書名、年號等，往往搞得混亂不堪，或者“令人暗索，有如射覆，甚不應也”（陳垣《史諱舉例》）。這是一種病態(tài)的現(xiàn)象。當然，避諱字作為一種歷史痕跡，在校勘學上有一定的作用，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本文不加討論。

辛亥革命之后，逐步糾正這種弊端，解放后，已經徹底廢除。對古籍中的避諱字，分別情況，給予適當處置。缺筆避諱字，除影印本，其他各種本子都堅決改進來，諸如：￥（丘，避孔子諱），￥（玄，避康熙皇帝玄燁諱）之類的怪字，均一掃而空。對空字避諱和改字避諱，則做具體分析。據中華書局《古籍點校通例（初稿）》歸納為：“凡作者避本朝名諱或家諱者，一律不做改動”；“后人傳刻古書避當朝諱者，則應據古本回改”。這樣做既保留了原書面貌，又方便讀者閱讀。當然，其中一些提法，有的同志有不同看法，還可商議討論。

我個人的看法是，對清代作者避本朝名諱或家諱者不宜提“一律”不作改動，以改為“一般”不改為妥。即遇影響理解文義，造成混亂者，則應回改。例如：清人為避雍正（胤禛）諱改王士禛為王士正或王士禎，為避乾隆（弘歷）諱改明弘治年號為宏治，這些都宜回改。這類情況不少，回改對讀者有好處。再從避諱學上存真的角度，即保存作品的原貌，以利辨證、確認作者和作品產生時限的角度來說，保留清人著作中的避諱字的意義，不及保留清以前著作中的避諱字的意義大。現(xiàn)存清人資料較多，確認清人及其作品的時限，還有多方面的依據，避諱字的存真要求可適當放寬些。

關于繁體字 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歷史上繁簡字體的分歧，古籍本身存在這類問題。整理時一般都采取謹慎的態(tài)度，不排斥古籍中的簡體字。例如：“無”作為“無”的簡體字，上古已出現(xiàn)，后來有的刻本改為“無”時不對的。

二是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公布后，能否用簡化字刊印古籍一直有爭議（詳熊國禎《關于用簡體字排印古書的初步看法和建議》，《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980年第7期）。目前大體上根據不同的讀者對象和實際情況，分別采用繁體字和簡化字處理古籍的字形。

屬于普及性質的，如中小學語文課本中的古代詩文，一般古籍的通俗讀物，用簡化字印刷。從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情況來看，用簡化字進行古籍普及工作，還是可行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中有意保留了“籍、乾、摺、夥、徵、覆、馀、隻、像、準、瞭、鍾、鬱、疊、麼”十五個繁體字，一般就能夠適應刊印古籍普及本的需要。個別會產生歧義的簡化字，可另刻其繁體字，作為特殊處理。據了解，目前各地出版社都作如此處理。試設想，如果不用簡化字排印古籍通俗讀物，而一律用繁體字，一般年年輕人都看不懂，古代文化的普及工作恐怕就要中斷了。

還有一類選注讀本，如人民出版社編印的《古代散文選（上、中、下）》，正文用繁體字，題解、注釋等用簡化字。這種雙軌制的方法，再發(fā)稿和排印中麻煩不少，稍不注意，容易繁簡相混，但對有志深造的古籍愛好者來說，通過字形的比較，逐步掌握繁簡字，有利于直接閱讀古書。這是一種良好讀物，很受歡迎。

至于提高性質的，如古籍校點本、研究專著等，仍用了繁體字印行，這并不違背漢字簡化的精神，也不違反普及于提高的分工。當前漢字簡化工作屬于現(xiàn)代漢字的范疇，并不包括古代漢字。不管將來現(xiàn)代漢字改革變化到什么程度，作為提高性質的古籍整理本，仍將來采用繁體字，這是毫無疑義的。

關于通假字，古今字 一般需保留。即使是通俗讀物，保留通假字、古今字仍有好處，可以通過注釋、講解讓讀者獲得有關這方面的知識。當然，入門的初階書也可以改通假字為本字，改古字為今字，以方便初學者。而對提高性質的古籍本來說，則不可妄改。清代乾隆學者嚴厲抨擊明人（特別是明代書賈）篡改古書，是十分正確的。解放后古籍整理都認真遵守這以寶貴遺訓，有的注釋本還進一步用“×，通×”表示通假字，用“×，后來寫作×”表示古今字，還用“×，同×”表示異體字，以資區(qū)別。這些做法，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關于錯字 必須認真改正，這正是古籍校勘的任務之一，中華書局《古籍點校通例（草稿）》明確指出：“底本一般筆畫小誤，字書所無，顯系誤刻者，可以逕改，不初校記。”“凡遇日曰淆舛，已巳混同之類的誤刻，均須指正，以免誤排。”

（三）

但是，有的字形問題，在古籍整理種尚未得到解決，有的似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這里特提出來，供有關方面考慮。

關于異體字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關于發(fā)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聯(lián)合通知指出：“全國出版的報紙、雜志、圖書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弧內的異體字。但翻印鼓書須用原文原字的，可作例外。”在整理古籍種，對異體字處理方式不一。有的一律保留；有的一律不用；一般是改動個別的異體字，如“咲”改為“笑”，而大多數異體字仍予保留。可是，究竟哪些異體字須改，哪些不改，似乎沒有明確的標準。例如，有的把“煙”改為“煙”，有的不改，異體并存。

以我之見，對古籍中的異體字，除影印本之外，都應該改過來。這是因為：第一，異體字本身在版本、校勘上沒有多大的意義，起碼就目前對異體字的研究來說，還找不到它們有確認時限的作用，似無存真必要；第二，廢除異體字，有利于讀者，可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辨識字形的工夫；第三，保留異體字，徒然給編索引、詞典以及文字的信息處理增添了麻煩，實無益而有害。似不足取。

不過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對什么叫異體字，在理解上還有分歧。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指出：異體字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的意義完全相同，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互相代替”（按：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很明顯它們是有別于古今字、通假字、繁簡字的。但是按這個定義來對照《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則其中不少是不能算異體字的，例如：“舍”和“捨”就不是異體字，因為它們意義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舍”字上古就有，“捨”是后來才出現(xiàn)的，應屬于古今字，在現(xiàn)代漢字中又屬于繁簡字。“逾”和“踰”也不是異體字，僅僅因同音而借用，屬于通假字，在現(xiàn)代漢字中又屬于繁簡字。其他還又“岳：嶽”；、“游：遊”、“背：揹”。此外，有的在現(xiàn)代可以算是異體字，可在古代卻不是，例如“于：於”。正由于理解不同，在實際處理種也就各異了。看來有必要重新編定現(xiàn)代漢字的異體字表和古代的異體字表。

關于新舊字形 《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對現(xiàn)代漢字的字形做了規(guī)范化，調整了一部分字的形體，這樣舊產生了新舊字形的問題。例如，把“￥”改為“￥”，把“￥”改為“￥”，把“呂”改為“呂”，把“￥”改為“直”，把“吳”改為“吳”（詳閱《現(xiàn)代漢語詞典》和《辭海》修訂本所附的《新舊字形對照表》）。新舊字形在筆形和筆數上都有出入。

新字形原是供現(xiàn)代漢字使用的，并不要求排印古籍使用。可是，在目前的古籍刊印中往往新舊混雜。一般來說，屬于該表6197個通用漢字范圍內，用的是新字形，超過這個范圍的冷僻字則仍舊沿用舊字形。有的甚至同一個字同時用新舊字形，例如“吳”和“吳”同在一本書中出現(xiàn)，大概是新舊銅模鑄的字混在一起了。這樣，無端又增加了新的字形問題，給讀者帶來不便，也給整理古籍增添了無謂的麻煩。比方說，編專書詞典，究竟以新字形為準，還是以舊字形為準，令人傷透腦筋。有的字，弄得不好，就會錯認為是兩個字，兩收而失誤。又如編索引，字的筆畫數或四角號碼，以新字形為依據，還是以舊字形為依據呢，這也是難題。有的索引按舊字形計算筆畫或四角號碼，可排出來得字卻是新字形，對不上號。好心得編排者只得向讀者聲明：找不到時，請到相鄰近得筆畫數內查找。這么以來，徒然浪費了編者和讀者的許多寶貴時間。不久將來，使用電子計算機處理整理古籍工作時，這個問題將更為突出。看來，這種混亂狀況目前就應該設法克服。宜采取一律新字形。現(xiàn)在的問題時，需要認真調查一下：究竟時恢復原有的舊字形的銅模經濟些，還是增添通用漢字以外的新字形銅模方便些。筆者不了解情況，不敢妄言。請有關部門和專家考慮、定奪。這里只能呼吁重視這一“小事”。

[附注]本文原列有不少字例，因印刷條件限制，大都刪去。

（此文載《廣西大學學報》1984）